解救|一位“打拐”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 二 ) 婚礼进行曲|花好月圆|婚礼仪式

2021年岁末，为了让这份苦苦等待22年的团圆不跨年，广州花都公安组织了这场认亲会，让他们一家人团圆。让人欣喜的是，认亲现场，蔺川决定跟随妈妈姐姐回四川老家一趟看看。
刘彦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见证被拐儿童家庭团圆的场景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动。
“我也是一个9岁孩子的父亲，每当看到认亲会上一个经历万千磨难的家团圆了，我心里的感觉都是无以言表的，也会忍不住流出泪水。”刘彦佑说。
6年多的打拐工作中，让刘彦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张照片的故事。
几年前，广州公安刚开始尝试通过人像识别技术寻找被拐儿童时，遇到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对湖南夫妻的孩子16年前被拐，刘彦佑在积案排查中找到他们，多次提出想要一张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但孩子妈妈每次都是通过微信拍照片发给他，因为图片拍摄质量问题迟迟无法达到技术比对要求。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小孩子唯一一张照片，夫妻俩不舍得拿出去，怕丢了就一点念想都没了。”刘彦佑说，最后反复沟通，孩子妈妈相信我了才把照片快递寄给我，也就是靠着这张照片，我们找回她被拐16年的孩子。
这些年刘彦佑见到了太多为了寻子抛家弃产的父母，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汇聚起来，成为打拐民警们不懈前进的动力。“我们平凡的工作能给这些久经磨难的家庭第二次生命，善莫大焉。”他说。
打拐：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打拐不只是破案。”采访中，刘彦佑时不时会提到这句话。对他而言，打拐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光是铁面办案，也有人心情感，就像裁缝一样，尽量帮被拐儿童家庭修补情感伤痕。
“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你婴儿时期的照片？”
每次找到被拐失踪儿童后，刘彦佑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这是他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说话要婉转，为了降低孩子的警惕心，最好有老师在一旁陪伴。
在打拐之前，刘彦佑一直从事打击盗抢犯罪，“虽然都是破案、追赃，但打拐找回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要考虑的东西更多”。
2004年，湖南人温勇2岁的大儿子小温被邻居“偷走”，此后的近16年间，夫妻两人一直奔波在寻找儿子的路上，但迎头撞过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2019年年底，刘彦佑与同事帮助温勇夫妻找到了被拐近16年的孩子。孩子被拐时只有2岁，再见已是即将成年的大人。
解救孩子，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刘彦佑没有立即这样做。他告诉孩子的父母，小温还有几个月高考，如果选择立即见面，很可能影响他的备考状态。思虑再三，孩子的父母同意高考后再与孩子相认。
“知道你们很忙，但是我忍不住，我太想孩子了，你能告诉我他现在过得还好吗？”“孩子个头是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我想给他提前准备几件新衣服。”虽然暂时无法相认，但是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抑制，经常在微信里给刘彦佑留言，希望知道关于孩子的一切信息。
刘彦佑能体会到对方的心情。高考还没结束，他就跑到了孩子所在的城市，向班主任打听孩子的情况，按照孩子的性格提前模拟见面场景。比对确认后，他又第一时间将孩子的照片发给了温勇夫妇，详细介绍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破碎的家庭弥补16年分隔所带来的裂痕。
2020年高考刚过，在广州市公安局的组织下，温勇夫妇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如今温勇夫妇经常在朋友圈晒一家人的欢乐时光，刘彦佑看到后都会顺手点个赞，“都是当父母的，我能理解那种心情”。
2015年，刘彦佑调入广州市公安局打拐办。6个年头，时间不长，但他经手的案件已有近千宗，亲自办结的接近100宗。“我们还在不断努力，想突破更多像吴蔺川被拐案这类时间比较长的案件。”他说，找回了多少名被拐失踪儿童，就见证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欢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