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旗军灭亡敌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竟是编组( 二 ) _生活百科

可见，后金国家对于祭祀权力的干预之强。
待到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之后，祭祀仍循昔日之制，也在北京建了堂子。
“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吴振棫《养吉斋从录》)
“进堂子”即使在“满洲”内部，也有明确的身份区分，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只能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
网友绘制的明清男子发式的变迁，如图所见，清代近300年间，剃发的传统本身就经历着不断的变化。
之所以如此，在于当时的东北少数民族大多数还停留在部落联盟的时代，血缘部落，即一家一姓的聚居，已经在金代“猛安谋克”制度和元代“万户”制度之下被破坏，如“胡里改”、“斡朵里”等概念已经由血亲部落过渡到地缘部落，比如“斡朵里”就同为地名，在李朝史料中记录的朝鲜北部女真的生存状态，也已经混族而居，一个耕种村落中甚至会有三、四个族群居住。
因此，聚集这些地域部落认同感的，也不再是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神灵信仰，这些神灵本身就带有区域性，祭神的祝词，往往也带有追述本族、本部落历史的责任。
努尔哈赤的新政权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摧毁这些小范围的认同，而代之以大群体的认同，是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同样也标志着建州、后金政权虽仍嫌简陋，却已具备国家的雏形，如果拿来和中原王朝来比较，起码已经达到了西周灭亡商朝之后所建立的制度水准。
到了皇太极时代，则仿照汉制，逐步从诸贝勒手中收权，再经过多尔衮、顺治、康熙前期对各旗旗主的权力进行了全面压缩，清朝残存的草原帝国政治形态基本消弭殆尽，在明朝的制度躯体上，快速进化为一个更有效率，也更具侵略性的中原王朝。
康雍乾时代，保留下来的不过是“堂子”、“坤宁宫祭祀”等等已经转化为礼仪、风俗的传统，其实际意义早已不复存在，而这种“传统流失”甚至还是在三代皇帝三令五申要保留、传承的情况下实现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乾隆时代，无论是国家级的“堂子”还是皇家内院的“坤宁宫祭祀”，竟然连用满语吟唱“神辞”的语音都出现了种种错误，其中涉及的不少神明更是只留下名字，连干什么的，做过什么都不知道了。
待到道光、咸丰之后，那些固守的“国族旧俗”，乃至于“国语”满语，都已经被淹没在汉化的汹涌大潮之中了，再去强调此疆彼界，其实早已经失去了意义。(原文来自一点资讯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