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韩琦妻子韩琦：北宋宰相、词人，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四 ) _北宋

治平元年(1064年)二月，韩琦提举修《仁宗实录》。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曹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英宗特授韩琦为尚书右仆射。他多次请辞相位，英宗均不许。次年十一月，充任南郊大礼使，进封魏国公。
英宗亲政仅半月，韩琦等人就提议讨论关于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问题，而英宗为了减少追封阻力，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满二十四个月)再议。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争论持续了十八个月，其中以韩琦为代表的中枢宰执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赵允让为皇考，但遭到了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皇伯。曹太后闻讯，一度草诏严责韩琦等，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暂缓讨论此事。最后，韩琦等劝说曹太后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并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此事才告终。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时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举进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西北白马乡)，韩琦建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向西夏问罪。枢密使文彦博反对，部分朝臣亦举仁宗时对夏战争的旧事。韩琦判断：“李谅祚(即夏毅宗)不过是个狂童，并没有李元昊的智谋计略，而如今的边防远过当年。马上派人诘问，夏人一定服罪。”英宗按其意见行事，李谅祚果然上表谢罪。英宗得到消息后，看着韩琦说：“一如你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
押班事件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并任英宗山陵使。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在英宗的永厚陵复土后，不再入中书门下办公，坚决辞位。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并在韩琦入宫奏对时泣道：“侍中(指韩琦)一定要离开，今天已经降制了。”又在东京兴道坊赐他一座宅第，擢升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辞退所授两镇，仅兼领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最初同意放弃，但在陕西宣抚使郭逵的劝说下，反对焚弃绥州。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兼北京(亦指大名府)留守、河北四路安抚使，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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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之争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 。次年(1070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 。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同年，韩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抚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对外关系上，韩琦被认为“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 。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法)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
病逝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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