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另一种观察：社会的凝聚力导致了失败( 二 ) _海战

体制的重与轻：转身近代的拙巧之别
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杨杰说：“国防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是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强有力的制度，只有在战争的考验之下才能辨别出来，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破坏国防绢织的毒菌。”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体制，在战时直接关乎战争力的生成与释放，在平时则决定着战争力的积蓄。甲午战争作为中日军事近代化的一场大考，无疑清晰地辨别出两国政治军事体制的功能强弱差别，更重要的是，它还揭示出两国传统政治军事体制所具有的“轻”与“重”不同特质，正是这种特质决定两国在转身面对近代化时采取了不同的姿态。
长期以来，中国的封建政治军事体制呈现周期性循环固化。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凝固的体制、传统的思维相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深深地凝结于民族精神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政治神经极不灵敏的古老大国。晚清时期既是封建社会末世，又遭遇大清王朝的末期，这种体制笨滞僵化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根据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神经不会传达到十八省的各个角落，即便到达，其感触也无异于刺激鲸尾或牛臀。即便有外国人犯境，边地之事也难以传达到首都，就如同足踵上的一个蚊子一样。”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承认，中国自醒自救的过程非常缓慢。像海军这种建立在近代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军事力量，确实需要体制、科技、人才等的全方位支撑，如果体制没有创新，社会仍在沉睡，几艘铁甲舰之力无法挽狂澜。即使在甲午大败之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想变法图强，慈禧太后也决不允许。社会神经整体僵化，国家体制惰性十足，使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失去了自我革新、快速前进的动力。
【甲午战争的另一种观察：社会的凝聚力导致了失败】 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旧有社会结构，使天皇的“至尊”和武人的“至强”两种思想取得平衡，并在这两种思想当中留下了思考思维的空间，为求变图新的活动开辟了道路。相对于中国追求把专制神权传之万世，日本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日本这种双重因素的存在，使它在转身近代时要比中国轻松得多。从实际情况看，日本的军部成为主导日本社会发展方向的“股肱”势力，日本军人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居于社会的最底层和边缘、缺乏回应军事挑战的激情，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迅速反应的统治阶层。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衍生了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与西欧封建末期极为相似，更具接受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制度的环境条件。当日本打开国门与西欧接触之后，不像中国封建体制的惯性巨大，而是很快显现出符节相合、轻快转身的特点。正如郭沫若所说：“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相差不远，但是和洋务运动不同的是，日本新兴工业生产力提高很快。日本政府大力支持民间集资制造轮船和武器，将官办造船厂廉价出售给私人，并且制定措施奖励民间造船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求富求强方面，很快将清朝甩在了后面。
文化的闭与开：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以快慢决胜负，其实是两国文化心态封闭与开放所带来的不同应变功效。
中华文化曾以强大的吸附力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但在14至16世纪却转向自我封闭。18世纪末，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来的先进武器不屑一顾，说出“天朝无所不有”的豪言壮语。妄自尊大历来与因循苟且紧密相连。鸦片战争后，徐继畲因为撰写《瀛环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还因此被罢官;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被列为禁书，朝野上下无他容身之地;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争后才被感叹价值《马关条约》赔款的两亿两白银。这些觉醒者的思想被认为是“学鬼蜮伎俩，有伤国体” 。先进的观念消耗在与守旧派的争论和拉锯中，淹没在根深蒂固的防御思想中，禁锢在“中体西用”窄小的变革空间里。近代学习西方受到传统思维和保守力量的掣肘，改革仅限于技术，海权矮化为海防。北洋海军被当作活动的炮垒，没有夺取制海权的愿望和能力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最后被消灭在威海军港之内。很显然，自闭自大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只能是行动迟滞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