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兴邦与实干误国：萧规曹随VS王安石变法( 三 ) _生活百科

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 。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说了反对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两类人，那么不能不说说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尽管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 。而同属变法派的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绝不是为了让北宋亡国，尽管最终北宋确是亡在了变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变法之初的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关心那善后的团团乱麻?当王安石位居宰辅之时，为了变法，极力排斥当初举荐他的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并依靠吕、章、蔡等一班幸进小人，将神宗团团包围使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劝谏，当朝中出现一片反对之声时，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来再说，章、蔡借此加官晋级，以成其私，以变法为锲机爬上权力之巅，最后终于酿成难以收拾的残局。

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之际也曾自我反思，据说曾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当年他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听一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也许事情就不会弄得这样糟。
还有，王安石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所公认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处处维护，简直可说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见宋朝“衙内”为害之广。
下面再谈谈新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之精髓就是将国家财政商业化，而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有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由于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详读王安石五花八门的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说明施行方法以及内容是存在缺陷的，元丰之后，很多宋人笔记都涉及到王安石变法，但非议者多而赞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当之过，一群见风使舵之徒趁机投机，而王安石悉数使用，使得他们把持重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计眼前得失，无人虑及长远，朝廷之祸近矣。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流民图》事件，据宋人笔记记载，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