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为意大利的统一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二 )


这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定输赢的想法,虽然在今天看来显得颇为幼稚,但在当时却是加富尔外交理念的重要立足点 。因此,当英国鼓吹在攻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俄境作战时,加富尔立即表现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大有一副紧随英、法同沙俄打到底的架势 。但是无情的现实很快便粉碎了他的迷梦 。由于深入俄国境内作战需要法国陆军的参与,而英国又拒绝了法国在北意大利扩张势力的要求,于是英法两国之间产生了裂痕 。
战败的沙俄见到英法之间出现嫌隙,马上见缝插针,先是同法国进行秘密外交接触,以求进一步离间英、法,随后又做出了向盟国正式求和的决定,以求在未来的和会中通过与法国的合作将战争损失降到最低 。加富尔起初曾不相信“自由阵营”与“专制阵营”之间会达成妥协,并通过外交渠道力劝法国继续参加对俄战争 。但形势比人强,由于各主要参战国均表示愿意参加停战谈判,因此战争已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 。1856年2月1日,克里米亚战争的各主要交战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签署议定书,并决定于2月25日在巴黎召开战后和平会议 。这样一来,由于加富尔先前一直在鼓吹继续进行对俄战争,撒丁王国在战后外交中一度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境地之中 。
不过加富尔毕竟是一位机智精明的政治家,看到基于“意识形态”的“营垒外交”破产之后,他马上决定改弦更张,同欧洲列强展开新一轮的外交博弈 。由于害怕沙俄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强势扩张损害自身利益,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积极反俄,从而使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奥同盟关系彻底破裂 。在战后举行的巴黎和平会议中,沙俄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反击奥地利背盟行为的目的,遂采取了拉拢法国,适度满足英国要求,同时坚决打击奥地利的外交举措 。在这个过程中,撒丁王国也成为了沙俄的拉拢目标,因为沙俄可以通过支持撒丁王国来削弱奥地利的势力 。与此同时,为了将奥地利的势力从北意大利驱逐出去,法国也采取了亲近撒丁王国的政策,在拿破仑三世看来,在与奥地利争夺北意大利控制权的斗争中,撒丁王国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伙伴 。另外,通过在波兰和意大利问题上的利益交换,俄、法两国在和会中进一步达成了默契,这就为接下来撒丁王国与俄、法间的新合作铺平了道路 。
1856年2月26日,加富尔与沙俄外交代表奥加洛夫进行了首轮磋商,后者在加富尔面前对奥地利进行了激烈抨击,并为过去因照顾奥地利而未与撒丁王国建交深表悔恨 。这次会谈使加富尔收获良多,此后撒丁王国与沙俄的关系迅速升温,1856年夏,撒丁与沙俄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奥地利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撒丁与法国的关系也在加富尔的运筹下得到了快速发展 。1856年4月8日,加富尔在巴黎和平会议上针对奥地利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和会主席、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不仅对加富尔的讲话持默许态度,并且还将这篇讲话列入了会议记录之中 。该举动表明,此时的法国已对撒丁王国的反奥诉求采取了公开支持的态度 。
当然,在与法、俄两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加富尔也十分渴望拉近与传统友邦英国的关系 。但由于对法、俄接近持警惕态度,英国决定站在奥地利一边,以防止法、俄接近破坏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 。因此英国不希望撒丁王国驱逐奥地利的在意势力,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甚至规劝加富尔改善与奥地利的邦交关系 。英国的亲奥态度让加富尔感到既无奈又失望,他在给撒丁王国驻英大使的信中指出:“英国背弃了自由主义的事业,成了奥地利私欲的工具 。”虽然如此,在先前“营垒外交”的挫折中日渐成熟起来的加富尔并未采取与英国为敌的政策,他依旧与英国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以求英国能在未来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冲突时保持中立 。此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加富尔的这一努力基本达到了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