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代皇帝为何要与＂偏房＂天下？＂( 二 ) _生活百科

光武帝刘秀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设“尚书台”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其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纵“偏房”实现朝纲独断。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也就是说,汉代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的,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加上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政出于二”是两汉权力结构的最大弊病。同刘彻创建内朝一样,刘秀设立尚书台这个副权力系统,本意是要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约束与威胁,然而,历史的闹剧总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丰满,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刘秀死后,他留下来的尚书台机构并未能阻止权臣对刘汉政权的篡夺,东汉后期,外戚、豪族等权臣以“录尚书事”之衔入主尚书台,垄断了朝政。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回汉献帝,第一件事就是让献帝赐予其“录尚书事”之权。而君主要夺回权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个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政。
东汉皇室与权臣的明争暗斗,以后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东汉天下被门阀士族瓜分、颠覆,其后,唐代君主为限制正式官僚系统之权,防止权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参与朝政,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对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宋代少见地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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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赵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保持尊重的权力格局不再出现,大宋也难逃“共”天下的圈囿。至明清又出现了与宰相、太监,与胥吏共天下的难堪局面。
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就越大。如果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权欲旺盛的雄才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了独裁权力。换句话说,“偏房”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正室”,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后世的君主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又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辙。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