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水先生朱之瑜坚持反清复明却改变了日本历史( 五 ) _日本

践履论，就是强调实践。细解起来：一是认为儒家的“道”，存在于实际生活之中。求“道”的要靠实践中的学习领悟。而且任何一种“道”，更有实际的应用性。二是人的品格形成，也来自于实际生活行动，获得崇高的道德，需要人后天勤奋的努力。
对当时日本来说，这思想的一大作用，就是包容性。
日本几大学派，各执一端不说，多年的学术争论，斗成一团混沌。朱之瑜一讲学，这下混沌全开：朱之瑜既对几大儒学流派的成就客观认可，更逐一点出不足，提出全新思路。从此几大学派求同存异，相互交流，变得十分团结。而比起思想来，朱之瑜的政治观点，更深远影响了日本政治演进：革新论。朱之瑜不但倡导仁政，而且对于仁政的内容，也做了大胆定义：不止要求皇帝勤政爱民，更讲究“利民”，也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从而富国强民。更把商品经济提到极高位置。即使与同时代西方“重商主义”思潮比，朱之瑜的观念，也毫不逊色。
特别进步的是，在实现“利民”的问题上，朱之瑜更有创造，提出了“礼教”和“法治”并重：一个成熟的国家，道德教育和法制约束，是俩条腿走路，法律的进步与执行，更要以保护道德为根本目标。如此主张，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是振聋发聩。也正是这种革新思想的传播，在未来的二百年里，仿佛一股汹涌的暗流，默默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演进，甚至对于十九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影响深远。
而与“革新论”相辅相成的，便是朱之瑜独特的经济思想：致用论。
这个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明朝的灭亡，做了痛苦的反思：这是经济的破产。水深火热的局面下，只知道添丁加税，好些官员空谈道德，却没有实际利民的本事，终于把这个王朝彻底败掉。在反思之后，朱之瑜对怎样繁荣经济，总结出三条办法：一是执政者要懂经济，二是要鼓励民营经济。第三条是技术革新，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源头。这条对日本的直接影响是：朱之瑜到了日本后不但教书，更教生产。
朱之瑜教生产这事，在日本极其有名，还经常带学生实习，不是跑到农村教种地，就是到城里店铺里教手工技术，有次在油漆店里演示刷油漆，把围观群众看得叹服。包括种地酿酒屠宰，只要他会的，全都热情传授。以德川光国的深情回忆：先生为一经济家，假今日旷野无人之地，士农工商各业，先生皆可兼之。
而这事对日本的冲击更是深远，明朝先进的生产技术从此大范围传播。还有就是观念颠覆：日本传统的儒学鄙薄生产，但朱之瑜把生产的位置抬得极高。以至于后来日本的诸多儒学门生，更有相当多的实干家。十九世纪日本维新时代的诸多精英，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
而朱之瑜也知道，推广生产，传播实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办教育。在这事上，他同样有独特创造：社会论。与经济思想的“致用论”相同，朱之瑜教育思想的“社会论”，同样来自对明朝灭亡的沉重回忆。在朱之瑜眼里，明朝的灭亡，首先是经济问题，然后就是教育问题。以他自己的话说，明朝一直重视教育，但最后培养出来的，要么是道伪君子，要么是书呆子，明末为什么这种人多？说到底还是教育出问题。
怎么解决这问题？这就是朱之瑜的“社会论”，学习目的要变，要为了造福社会而学习。学习内容要变，不但要学道德，更要学为人的智慧与生产的知识，学到了就要用得着，学习方法要变，不能闭门学，学生更要充分的接地气。教学方法也要变，再复杂的学问，都应该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四书五经的学问，甚至被朱之瑜变成朗朗上口的日本儿歌，三岁小孩都能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