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官场风气：把处理公务当庸俗游手好闲当高妙( 二 ) _官场

自古以来的文化人说起才子，都是万分钦慕，要是才子做不了大官，都说是官府没长眼。比如擅长填词的柳永，皇帝认为他只适合填词，拒绝给他官做，后来就有人抱怨说那个皇帝摧残文化，仿佛栽培文化就等于给文化人官做。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务正业，也被一律附会为因“无法实现理想抱负”、“报国无门”而产生的苦闷心情，也许确有此例，但在我看来，更多的“骚人”根本就不是报国无门才去喝酒，他们就是简简单单的酒鬼而已。他们不务正业，也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施展才能，不过是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惯了。晋朝官员中，才子比例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但社会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文化和政治本是社会中两支彼此激荡的力量，两者的合流不过导致了变态的社会结构。
王源因为跟一个门第较低的人成了亲家，就把官给丢了，且永不叙用，王徽之自顾到西山去爽，连手底下有多少马都不知道，却能被提拔。那么，大家何必去干工作呢?事实上，士族确实以干具体工作为耻。用柏杨的话来说，晋朝的“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 。
东晋的一个官员熊远在奏章里也描写过当时的士族风气：“当今的官场把处理公务当成庸俗，把恪守法律当成苛刻，把待人有礼当成谄谀，把游手好闲当成高妙，把放荡无行当成通达，把傲慢无礼当成风雅。”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高妙、通达、风雅的官员，他不庸俗、不苛刻、不谄谀，他的那些马死光了他都未必知道!
士族生出这样的风气，在我们看来，实在是不可理喻，但是这背后自有它的逻辑，我们将其简单归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玄学风尚，是远远不够的。试想，士族依靠门第得到官职，如果让他们去认真处理公务、执行法律，就等于把他们和寒族官员放到同一考核标准上。这些寒族能在对他们大大不利的情况下博个功名，其平均政治才能必定在士族之上，一个没有淘汰机制，一个有淘汰机制，运行下来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同一标准来考核的话，士族官员的愚蠢无能必定昭然若揭，所以一定要打造另一个标准，这样才能彻底地、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秀木”，对方为“小人” 。在这个标准下，寒族的无能是无能，士族的无能就变成了风雅。
另一方面，既然只有寒族才需要认真工作，时间长了，认真工作就和下贱有了某种隐隐然的联系。这就好比只有穷人才去干体力活，所以很多中国人就留长指甲，表示自己不需要动手，是个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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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里记录了一个故事：有一次王、刘这两个人似乎很喜欢结伴和一个叫支道林的和尚一起去拜访骠骑将军何充。何充正在那里专心处理文书，见他们来了，没有理睬，接着看文书。王对何充说：“我们今天拜访你，你就别埋头于那些日常俗务，大家一起谈谈精微玄妙的话，岂不美哉?怎么还费劲看这些文书呢?”何充硬邦邦地回答说：“我不看这些文书，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存活下来呢?”
士族发现自己只喜欢俸禄和特权，不喜欢文书之后，就把政府官职分成两类：清官和浊官。士族们“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 。就是说，文书看都不看就拿来签署，这样的工作就是清贵，需要勤勉谨慎的工作则留给下流胚们来干。
笼而统之地说，“清官”们的工作大抵是坐办公室，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上班了也不用怎么干活，抄个手到各个办公室串个门、聊个天、谈谈艺术、谈谈价值观。下属拿来了文件，他们就在上头胡乱签个字，然后领的薪水高得出奇，还可以利用特权投机倒把、圈占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