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评史上最富十人：宋神宗是世界第三富？( 三 ) _生活百科

总之，从设立的初衷来看，内藏库与其说是“天子之别藏”，不如说是国家的战略储备库。这其实也是宋人的共识，如宋真宗说：“内藏库所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宋仁宗说：“国家禁钱，本无内外，盖以助经费耳。”司马光说：“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
从内藏库物资的实际应用来看，内藏库也更像是战略储备库，而非天子私藏。尽管皇室的日常用度均取之内藏库，但这部分的支出只占极小的比重，内藏库更重要的开支，乃是用于国家的公共事务，包括：(1)弥补国家财政用度之不足，“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2)赞助军费，如“元丰六年，诏岁以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桩元丰库，补助军费”;(3)赈灾恤贫，如设于京师的福利机构福田院的经费，即来自内藏库，宋英宗“岁出内藏钱五百万”支持福田院;(4)熙宁变法期间，朝廷广置官立商业机构，其本钱也多取自内藏库，如神宗皇帝曾经下诏：“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其条约委三司本司详定以闻。”等等。
宋代内藏库的战略储备功能与公共财政功能，是之前几代王朝的皇室私库所不具备的。因此，尽管编撰《文献通考》的宋末人马端临将宋之内藏库与汉之少府、唐之琼林库相提并论，但宋朝人苏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苏辙强调的正是内藏库区别于前朝天子私库的公共功能。
从内藏库的日常管理来看，虽说宋太宗时，“外庭不得预其(内藏库)事”(这当然体现了内藏库的天子私库色彩)，但太宗又解释说，“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而且，实际上，外臣对于内藏钱的使用还是握有发言权的。宋仁宗时，由于榷货务未能及时兑换现钱，河北的“交引”(相当于有价证券)发生贬值，“其钞每百千止鬻六十千” 。有人上书仁宗皇帝，建议动用内藏钱“二百万缗量增价收市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 。仁宗一听，有道理啊，便采纳了这个建议，但知谏院范镇出来阻止：“内藏库、榷货务同是国家之物，岂有榷货务固欲滞商人算钞，而令内藏库乘钱以买之?与民争利，伤体坏法，莫此为甚。”宋仁宗只好“遽罢之”，撤回成命。
宋神宗在位期间，内藏库加速向公共财政机构转化，“元丰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内藏之出纳，而奉宸库则隶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无内外之异也”，将内藏库划归户部管理，天子私库的色彩被淡化。宋哲宗元祐年间，又“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即内藏库须接受政府的审计。
可以说，宋代内藏库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天子私库的色彩，又有公共财政的性质，特别在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公共财政性质更是得到强化。因此，即使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储蓄堆积如山，也不可以将这批财富当成神宗皇帝的私人财产。
▍国民有私，天子无私
即便是理论上归皇帝自由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即内藏库拨给皇室的日常用度，皇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的支配权。这是因为宋朝实行“以外统内”的制度，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如南宋绍兴五年(1135)，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此檀香椅子耶?”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可知内廷用度如果超出预算，便会受到宰相的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