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麻城冤案：为何当时刑讯逼供蔚然成风( 二 ) _冤案

麻城冤案，只是清代刑讯逼供造成冤狱之冰山一角。清代刑讯逼供蔚然成风，晚清重臣刘坤一、张之洞在一份变法奏折中，即直陈其酷：“敲扑呼号，血肉横飞……反覆刑讯，拷讯之惨，多人拖累，则有瘐毙之冤。”乾嘉一代名幕绍兴汪辉祖在其著作中也屡有检讨，他说，对于盗贼， “一经到案，必须察言观色，究出真实贼证，方可定案。不可轻用刑讯，致有冤抑” ，又说， “盗贼辗转攀援，未必尽出有意诬人，或自分必死，或畏刑难甚，随口供指，冀延残喘者，大约十居六七” ，可见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实在极高。
针对刑讯逼供，钱锺书曾分析说：“信‘反是实’而逼囚吐实，知‘反非实’而逼囚坐实，殊途同归。欲希上旨，必以判刑为终事。斯不究下情，亦必以非刑为始事矣。”寥寥数语，道出要害。所谓“反是实” ，典出《旧唐书》，乃是酷吏来俊臣发明的十种大枷之七，意思是一戴上它，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谋反是实，诛灭九族也得认。在此处，钱锺书是一语双关。
若进一步讨论，清代刑讯逼供盛行，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清代(乃至整个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原则，嫌犯往往处于须自行举证的倒置状态，而官方对嫌犯，也通常是预设其“有辜” 。此外，清沿明律，规定“于人臀腿受刑去处，依法决打，邂逅致死，及自尽者，各无论” ，又规定“强盗、命案，证据以明，被告不吐实情，准用夹讯” 。清律的附例还规定：“若因公事干连人犯，依法拷讯，邂逅致死，或因受刑之后因他病而死者，均照邂逅致死律论。”这无异于立法支持刑讯逼供了。
第二，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统，没有现代的公检法之分。事实上，从执行逮捕到立案侦查，再到庭审，都是州县官“一人政府”领导下的甚至是同一个班子来进行。律师辩护制度更是奢谈，所谓讼师从来就没有当庭辩论的资格，其合法性也堪忧。如此，嫌犯很难得到可助其避免刑讯逼供的程序正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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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清代州县官的审讯技术，简陋得如同还停留在初民社会。来自《周礼》的所谓“五声听狱” ，仍为多数人奉为教条，即“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种方法带着浓厚的主观倾向，显然缺乏严格的法理逻辑。而在依靠“五声听狱”不能得到满意供词的情况下，无论清官还是浊吏，可能都只好求助于“给我大打五十大板!”
第四，清代州县官员好用刑讯逼供，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代文官人手严重不足，已有众多学者指出，姑不多论。清代审案期限又极为严格，这让本就人手不足的地方官员，尤其措手不及。据《清史稿·刑法志》，寻常命案限6月，其中州县须3月内结案解府州，府州一月内解司，司一月内解督抚，督抚一月内向皇帝咨题;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掘坟一切杂案，时限更短，仅4月，其中州县须2月内解府州，府州20日内解司，司20日内解督抚，督抚20日内咨题。重大案件的结案时限，反较普通案件为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