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洋务运动的最大障碍：晚清的士大夫阶层( 四 ) _士大夫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七年之前已开始上书皇帝、上书徐桐、上书曾纪泽，并曾谒翁同龢，“意欲一见”的康有为的一路叩门，一路碰壁。出都之日，遂以“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为一泄愤懑之辞。而时至甲午乙未，则康有为已既与张之洞的门下相亲近，又与翁同龢的门下相亲近，并因此而得以声闻上达。
后人作史，曾归康有为为改良派，并以王韬、郑观应一类的早期改良派，以描划其间的前后传承。但在甲午前后的中国，自士林中人看去，王韬、郑观应一类犹在士人世界的边缘，所以，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士大夫意识的人物，康有为显然不会把“早期改良派”引入自己的思想视野之中。就人际属连而言，他更自觉、更看重并因之而力为依附的，其实是声势所归和声望所归的清流。由于声势所归和声望所归，声势和声望又成为一种裹挟和席卷，使士林中更多的人跟从而来，汇入这种时趋和走向之中。
当日的一则记载说“公卿谋于上而处士奋于下”;另一则记载说“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 。至日后张元济回忆其间的情节，则说是：“中日战败，外患日迫。忧时之士，每相邀约在松筠庵、陶然亭集会，筹商换(挽)救之策，议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余亦间与其列。到者多一时名下，然毫无组织。”这一类记述既说明了变法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曾经有过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说明了变法思想本身的模糊混沌，以及随之而来的陈流纷呈和各是其是。
就清代二百多年士大夫的常态而言，这些都是异态。其间形成的京师强学会则因其多属“台馆诸臣”的清流渊源而一头连着守儒学本分的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又因其致力于“时务西学”而另一头连着热心为中国人作策论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由此显出来的交错和复杂，同样写照了变法成为一种思想震荡之日，清流群体的今时不同往日，以及这种变化所造成的发皇和跳脱。
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人由借(西)法以图自强从域外引入种种古所未有的东西，而其宗旨则在取彼之长，以新卫旧，守护中国的政教文物。但变法因摘发和指陈积弊和时病而起，是以变法虽然仍以图自强为怀抱，而其宗旨则已由取新卫旧一变而为除旧布新，与之因果相连，是取新卫旧尚以新旧可以共存为当然，而除旧布新的理路很容易演绎为新旧之间的不能相容。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曾先因中西之争而知古今之争，时至此日，遂又因中西之争而入新旧之争。这是一个外铄化为内卷的过程，而比之古今之争，新旧之争的向内锲入又更深一层。
而后，一面是变法的议论由“变亦变，不变亦变”急速地走向大变、速变、全变，沿着“兴利除弊，变法致强”一路推演到“二百余年来之历史”和“二千年来之学”和“二千年来之政”，其中的怀抱激烈者，至有私议“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并因之而倡“尽烧宋人之书” 。而与此同时发生的，又有“近今风尚，竞谭西学”牵引下的引进化论入公羊学以重造孔子，遂使安身立命的儒学成了工具化的儒学和异化了的儒学。更极端一点的，还有中西之间合教通种之说。同这种以文字和议论冲击政教文物的新旧之争相比，另一面是新旧之争引入人群之中，起于认知的新旧之分便因之而直接地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新旧之界。随之而来的冲击往往烈度更大。
由于因议战拒和而汇聚起来的士人在转向变法的过程中多以“开新”、“维新”、“刻意求新”和“振新新学”、“尽弃旧学而学之”为主张，既以此为议论，也以此广认同类，则作为反衬和对比，他们同时又会非常自觉地以“旧党”、“锢蔽者”、“守旧之徒”、“守旧之病”以及“故见其封，如蛙在井”等等作概括刻画，把士林中的另一部分人划归到与自己不同的异类里，并施以痛诋。而因果相循，此攻彼伐之际，被目为“旧党”的一方又起而用痛诋回击“以开新为事者”的痛诋，指其“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 。这种新旧之间的争斗虽由外铄化为内卷，并且以文人为主体，但两者之对峙一经形成之后，则常在不可调和之中。由此催生血脉贲张，遂有谭嗣同所说的“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血流遍地，方有复兴之望” 。其言之悍猛决绝实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