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值荒年,再加上这么糟糕的雪天,连皇宫粮食都断炊了,李晔只好命令宫人,在宫中支起一个小磨,自磨豆麦充饥 。“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都有三四个人被冻饿死,民间灾难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
唐朝时的怪雪还有不少,如在李适(唐德宗)当皇帝的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年2月10日,京城下起了“赤雪”,百姓议论纷纷,视为凶兆 。
宋哲宗时“苦寒”“死无亲属者官瘗之”
天禧二年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
公元1000至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第三个寒冷期 。《宋史·五行志》上的雪灾纪录以北宋初期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主政的22年,有5个年头发生雪灾——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
雍熙二年冬,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载 。
端拱元年闰五月,郓州风雪伤麦 。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
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江、溪鱼皆冻死” 。
在赵煦(宋哲宗)当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冬天,京师(今天河南开封)所在的中原一带,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导致“苦寒,民冻多死” 。不少人家整户被冻死,连尸体都无人掩埋,朝廷下诏赈灾,“死无亲属者官瘗之”,官府安排人来掩埋尸体 。赵煦因此取消了当年元宵节的游幸活动,并恩告地方,进行抚慰 。
另一次发生在赵桓(宋钦宗)当皇帝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再遇罕见大雪严寒,从当年阴历十一月到次年正月,雪下个不断,平地积雪厚达好几尺,“人多冻死” 。
当时京师站岗的士兵手冻得兵器都拿不了,有的士兵被冻成了僵尸 。除了雪,还有强劲的西北风,《宋史》上记载:“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 。”老百姓没吃的没烧的,官府不得不让老百姓到皇家花园砍伐花木当柴烧 。
天灾之后又来人祸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烧杀抢掠,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以及皇族、后宫妃嫔、贵卿、臣僚等计三千余人,统统俘虏回北方金国,是谓“靖康之难” 。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将这两次雪灾,列为北宋年间“严重强寒潮灾害” 。是不是最严重的?还真不一定,因为元祐二年雪灾的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大雨雪”,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场“大雨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
明武宗时
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封冻”
清康熙九年大雪连降40天
“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
从明朝中期起,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结束,长达500年,明、清两朝恰好处于这一时间段内,所以国内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明清小冰期”,国际上则称为“现代小冰期” 。
自然,明清两朝的雪灾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1900年以前的“严重强寒潮灾害”仅节选17次,明清就占13次 。
朱祁钰(明代宗)当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中国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区都下了罕见大雪,极为严寒,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等地连下一个多月的雪,灾情严重:江苏苏州,太湖断航,港口封冻,“人畜冻死万计”;浙江安吉,“冻死百余人”;河北沧州,“冻死人畜无数”;山东德州,“人畜冻死” 。
朱厚照(明武宗)当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1513 年),雪下得最凶猛的是华东地区,这些地区江河冰合,鸟兽冻死,甚至冻毙村民 。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竟然同时成了“超级溜冰场”:太湖,“冰,行人履冰往来者十余日”;洞庭湖,“冰合,人骑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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