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治|郑瑞强：不管这次派不派我去我先做好准备( 二 ) 江梦南|清华大学|人工耳蜗

决心之外，郑瑞强有自己的担心，他觉得“重症”一词可能会给老百姓带来“误解”，虽然是重症医生，但他和同行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在ICU的病人，“从武汉之后，我们已经早早介入普通型患者的治疗，尽量阻止或降低病人从普通型发展到重型、危重型的比例，甚至个别高危因素较多、转为重型倾向较大的患者，可以提前收入到高危病房中，集中管理。最好让病情止步在普通型阶段。”郑瑞强把这种救治策略称为关口前移，“不是我们重症医生到了哪里，那里就一定有重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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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瑞强。受访者供图
从“1”到“2”，他随时准备出发
多个疫情防控一线，给郑瑞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武汉。
他驻守在武汉肺科医院，最后撤离武汉时，武汉肺科医院为郑瑞强定制了一个“江苏001号”工牌，因为他是支援这家医院的第一位来自江苏的专家。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晚上，武汉下着雨，在距离武汉最近的汉川站下车后，汉川卫健委工作人员驱车将郑瑞强送至汉川和武汉交界处。手拎一个登机箱，身上一个背包，手里举着一把伞，郑瑞强就带着这些家当，从汉川走到武汉。在武汉肺科医院，郑瑞强还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江苏专家。
他的抗疫历程从“1”进阶到“2”。
离开武汉后，郑瑞强还在抗疫的路上，医院的同事帮他计算过，新疆、大连、石家庄、南京、扬州多地出现散发疫情后，他都在一线。2020年，郑瑞强刚好有200天在抗疫一线。每天的救治工作之余，郑瑞强会抽空跟家人视频聊天。郑瑞强的女儿今年上高三，她出生那年，SARS来袭，刚怀孕两个多月的爱人，送郑瑞强去了抗击非典的一线，提到这里，郑瑞强发出了一声跟绝大多数父母一样的感慨：“一转眼她已经长大了。”
现在的郑瑞强，看到新闻报道哪里有本土确诊病例，“这次会不会派我去，我先做好准备”，已经成为他给自己的“基本设置”，他明白，如果需要，一个电话，就得奔赴抗疫一线。郑瑞强准备了一个固定的行李箱，随时拎起来可以走，只是收进去的，是不同季节的衣服。他笑着回忆起在武汉的经历，撤离武汉前，天气已经开始转暖，自己带的衣服捉襟见肘，T恤就是“紧缺”的物资之一，这时的“重症八仙”，更像是一个集体，“童院长、管教授等从不同渠道帮大家联系解决物资问题，我们中的唯一一位女医生，姜利教授成为临时的生活委员，负责帮大家统计衣服尺码等，物资到位后，也会帮助分发到每个人手上。”
郑瑞强期待着，下次“重症八仙”齐聚，不是在救治患者的病房里，而是疫情退去，在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他们交流着业务与经验。
新京报：如何看待“重症八仙”这个称呼？
郑瑞强：实际上更像是个戏称，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时武汉抗疫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我们八个人其实是重症医护人员的代表，这就是一个称谓。
本版采写/新京报采访人员张秀兰
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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