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吃货大盘点：大学士纪晓岚也是大胃王( 三 ) _生活百科

姚元之所记的这两个善啖者，是乾隆间两个有名的能吃之人，其他笔记中对此二人也多有记载。其实，有名的能吃者还有不少，试举一二：
嘉、道间名臣孙尔准，江苏金匮人，翰林出身，官至闽浙总督，在福建兴利除弊，官声极佳。此公年轻时就身体肥胖，夏天怕热，就用一口大缸贮满井水，浸在水中，自得其乐。他的食量说起来也有些惊人，平时吃鸡蛋馒头超过一百个(这馒头即使是很小，也很惊人) 。一次他到泉州阅兵，当地官员给他准备了馒头一百个，花卷一百个，加上一品锅内双鸡、双鸭，他一顿风卷残云吃了个精光，而后大发感慨：“我这次到两个省阅兵，只有今天到了泉州才吃了一个饱”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168页) 。
道、咸时期有个叫寿于敏的老学究，在汤溪县做个管教育的小官，能吃能走，年过九十岁了，“视听不衰” 。他在当地很有人缘，老人小孩妇女都认识这位“寿老师” 。他也诙谐，喜欢跟人开开玩笑。由于他年纪大了，一般府县考试都不叫他去监考。咸丰初，他已经九十二岁了，府学的考试忽然命令他去监考，这位寿老师闻命大喜道：“太尊大人还知道我尚属有用之材，不是全废之物。”果然认认真真地在那监考，堂上正坐一整天，连歪都没歪一下。一次，两个官员强邀他一同饮酒吃肉，二人一姓陈、一姓蔡。他每喝一大杯酒，就吃一大块肉，九十多岁的寿于敏竟然一口气喝了三十多杯。站起来笑道：“当年孔夫子困于陈、蔡，饿得要死，我今天困于陈、蔡，饱得要死。古今真不相及也!众人听了大笑”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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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食量最大者，以笔者见闻所及，还是要属前面提到过的康熙时的徐乾学。此人在京中当官数十年，无人能与之对垒。这一年他要退休回乡了，他的门生弟子设宴为他饯行，想看看这位徐大司寇到底能吃多少。他们准备了一个铜人，徐每喝一杯，就倒同量的一杯到铜人的肚子里，其他菜肴也同样。吃到后来，铜人肚子满了，拿出去倒换了几次了，而徐乾学仍饮食自若。(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33-34页。)
这些饱食之士大多活到比较高的年纪。与之相反，有人每日所食甚少，也活得年过八旬。道光时一度当过两江总督梁章钜有位老师名戴均元，八十多岁了仍很健康，梁章钜有一次偶然与他谈到吃多吃少的问题，戴高声说：“人需要吃饱吗?”意思是人没必要吃得太饱，这位老寿星每天早起吃精粥一大碗，到近黄昏时再喝一杯人奶，一天中不再吃别的什么了。据说他家里长年养着乳娘，到没奶时再换一人。(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7，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44-145页。)
戴均元高寿，活到了九十五岁，可能与他这种饮食方式有些关系吧。此公的节食少饮与纪晓岚的多吃恰成鲜明对照，而二人都高寿。看起来，人的健康长寿，与饮食的多少并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要在因人而异，各取所需就行了。
与古代社会其他历史事项一样，留下记载较多的也还是社会上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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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清代鼎盛时期，国土面积达一千二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土中，人们的饮食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清代，各地也有不少奇特食俗，如食蟹，在南方早已普及，在一些内陆省份则较为罕见，而广东、广西地方久有食鼠、食蛇之俗，其他地区未免视为异类;吃河豚，江南地区古已有之，清代仍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浙江桐乡等地食秋鸟，湖北汉阳府食鹅掌，黄河沿岸吃黄河鲤等，都各具特色。清廷统治者来自关外，以鹿尾、熊掌之类为美食，颇具民族与地方特点。而统治者强征各地特色食品，如清前期承前明旧制，令江南等地进贡“鲥鱼”等等，则以口腹之欲，增加百姓负担，成为清代苛政之一。就一般人民而言，清代各地饮食差异主要表现为南北地域差别和民族的差别。徐珂《清稗类钞》所载：“南人之饭，主要品为米，盖炊熟而颗粒完整者，次要则为成糜之粥。”即江淮以南之地，以米饭和粥为主食;“北人之饭，主要品为麦，屑之为镆，次要则为成条之面”，即北方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以大米为主，可见今天中国人饮食差别的基本格局在明清时即已定局。另一方面就是民族差异，如游牧民族多以奶制品和牛羊肉为主。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中，饮食文化的互相影响也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