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丽|姐妹为父追凶25年，“以后可以只为她们自己活着”( 四 )

2002年，两姐妹存够了一万多元，觉得有了钱，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她们辞去了流水线的工作，坐了三天的火车去乌鲁木齐寻找凶手。张玲丽觉得，这个事情不解决，村里人会嘲笑她们，连带伯伯们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心里面对得起父亲，将来就不会后悔。”张阿丽说。
在新疆，张阿丽乔装打扮后，在火车站或汽车站卖手工艺品，她每天盯着湖南来的班次。她把珠子、手串摆在一个披风上面，随时可以捆成包裹走人。晚上姐妹俩在妹妹打工的旅馆挤一张床，能省下住宿费。
她们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在找杀人犯，只说自己是“寻亲的”。“别人一听找杀人犯好紧张，怕惹事上身，说寻亲更容易接受一点。”
姐妹俩在新疆待了三年，却一无所获。一筹莫展的时候，大伯再次传来消息，凶手可能在成都开挖土机。2005年底，姐妹俩的积蓄只剩两三千，她们决定放手一搏，买票去了成都。
她们没有凶手张登樊的照片，唯一的记忆是对方身高一米五左右，头上有一道手心长度的疤痕。拿着地图，逢人便问“周围哪有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围墙进不去，她们就从围墙烂掉的缺口钻进去，找到开挖土机的，“有湖南的吗？有张家界的吗？有身高一米五，头上有这么长一道疤的吗？”一个人不搭理，就问下一个人，直到确认完这个工地上的每一个人。
在成都，没办法边打工边追凶，城市里的建筑工地很多且分散，没办法固定下来。她们在当地住过的最好的旅馆是两个人十元一晚，一两个月钱就花完了。她们睡在公园躺椅上、天桥下面。一天只吃一餐包子，因为吃包子顶饿，还便宜。冬天，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最多只盖一条薄薄的毯子。
“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挫败感很强。”姐妹俩最接近目标的一次，是她们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个老家在湖南郴州、头上有一道长疤的人。“但面相不对，我们跟他说家乡话，他也听不懂。”
在成都的一个菜市场，姐妹俩唯一一次不设防备，说出了寻人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们遇到了一个长相特别像妈妈的人，对方圆圆脸，很爱笑，还邀请她们吃了顿饭，“那次，我们没有骗她。”
2007年后，她们在四川待了两年。村里人打听，张登樊在东莞市大朗镇的一家毛织厂做工，她们再次出发。大朗镇有七八十家毛织厂，大型毛织厂有几千名工人。“在外面没有办法确认”，张阿丽就进毛织厂做工，张玲丽在毛织厂周边的旅馆工作。
每到一家毛织厂，同事都觉得张阿丽“是个活跃的人，嘴巴乖”。车间组长不让说话，她趁对方不注意，到不同的车间串门打听。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桌打听，等别人吃完了，她再去下一桌打听。有的工厂工资要压一两个月，她不要求给工资，包吃住就行，“我可能十天半个月就确认完一个厂了。”环境逼迫她性格变得开朗，逼着自己去和别人说话。
姐妹俩还去过东莞万江、广州、惠州等地，均一无所获。2008年，张玲丽选择留在了惠州，“一直没有线索，有想过放弃，又很挣扎，想安定下来。”每当想要停下来时，听到消息，又放心不下，“如果不去，希望更遥远了。”
她每次看到年纪相仿的人背着书包经过，眼里满是羡慕，但越是处境艰难，越激发了她为父亲复仇的渴望。“否则，我一辈子压在心里面，干什么都伸不开手脚。”
推倒追凶路上的最后一堵墙
2012年，张阿丽和张玲丽追凶整整十年，姐姐30岁，妹妹28岁。在老家，同样年纪的女性已结婚生子，而她们漂泊在陌生的城市，隐瞒着自己的过去。张阿丽说，“这么多年清明节从没回过家，要把所有的钱省下来去找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