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古雅典安多基德斯渎神案，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八下历史笔记之最大的事件( 三 ) _八下历史笔记之最大的事件

在“大赦”语境下，一方面，普通民众不希望追究寡头派或者民主派中某个成员所犯下的罪行，避免城邦内部“血债血偿”式正义复仇的出现。
另一方面，雅典颁布法令，禁止演说者在法庭上提及过去的案件，挟私报复，致使整个城邦陷入失忆症一般，服从大赦与惩罚罪恶两种观念变得对立起来。
法律遭受了割裂般的、暂时性的危机：一方面，雅典人焦虑地试图理清如何在选择遗忘的情况下惩罚罪恶，另一方面，如何在不重复流血的情况下缓解个人之间的矛盾对立，这也成为了雅典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诉讼演说便被演说家加以利用，将法庭陈词作为记录过去冲突的主要档案和未来和谐的途径，从而将唤醒雅典社会记忆诉诸文字之上。
在演说中，大赦和解、法律重订被看作是城邦内部和谐一心的结果，以此来迎合普通民众对具体罪行避而不谈的心理。
雅典民众拒绝回忆过去的苦难岁月属正常现象，但本案中原告以16年前的案件为借口，未能以此为契机为城邦民众构建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而是旧事重提，这难免使雅典民众重新陷入内战带来的敏感和恐慌。
不仅如此，原告还试图限制“大赦”和解双方的范围，以此指责安多基德斯占民众的便宜。
如“以宙斯的名义起誓，安多基德斯和那些协议毫无关系，他一方面和你们与斯巴达的和解协议无关，另一方面也和比雷埃夫斯港的人与留在城内人的和解协议无关”、“我们立约起誓、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我们城内和比雷埃夫斯港的人” 。
其实，在演说中提及“大赦”不失为良策，但原告未利用大赦和解协定与日后的美好前景来说服陪审员，反而对大赦范围多有指摘，这无疑给在场的许多民众带去惊恐和不安，特别是在内战中支持寡头派的那一撮人。
换言之，如若安多基德斯被判有罪，雅典的部分民众或许会在不远的将来也因为种种因素被指控上庭，法律重订的目的未能完成，人人自危，与“既往不咎”的目标背道而驰。
有理由相信陪审员对此并不买账。安多基德斯的诉讼策略正好相反，他巧妙利用大赦所要求的“既往不咎”的条件，利用社会所期盼的重新团结和发展劝说民众。
反观原告一方，他们不是控诉安多基德斯在寡头统治与内战期间的行为，而是以发生在公元前415年的罪行为借口，控诉他再次亵渎埃琉息斯密仪。
通过安多基德斯演说词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一方面复述了公元前415年的案件，声称自己一开始就没有犯渎神之罪；另一方面认为《伊索提米德斯法令》在公元前399年业已“失效”，如今自己理应受到重订法律的庇护。
参考文献：1.黄俊龙：《雅典民主与法治如何相辅相成，以埃斯奇尼斯与德摩斯梯尼法庭演说为例》，《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
2.易宁：《“赫尔墨斯神像案”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
3.阴元涛：《试论雅典公民法庭的发展与演变》，《世界历史》
【浅论古雅典安多基德斯渎神案，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八下历史笔记之最大的事件】

浅论古雅典安多基德斯渎神案，其深刻的历史意义 八下历史笔记之最大的事件( 三 )

浅论古雅典安多基德斯渎神案，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八下历史笔记之最大的事件(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