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秦桧金人奸细说：并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这点( 二 ) _奸细

在逃归说中，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记载却颇为另类。说秦桧在山东计划南逃时，船只都已备好，惟独怕金营中有人告发，所以仍犹豫不决。适遇一个略有交情的金人，便将自己的想法告之。金人说：“何不找监军商量一下?”秦桧说不敢。金人说：“不然，我国人一旦许诺你，就会担起有关责任，虽因此死都没有什么遗憾的。若你逃而被抓获，即使想宽恕你，也不敢了。”秦桧便听其言，找监军商量。监军说：“中丞果然想南归吗?我们契丹人亦有逃归者，但回去后更受怀疑。怎么知道你南归后，宋人会认为你忠呢?你若果真想走，不必顾虑到我。”秦桧喜出望外，赶紧道谢说：“公若允许，也不必问我南归后的祸福。”于是，监军同意秦桧南归。
不知陆游这段记载的来路，有学者以为“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因为《老学庵笔记》成书较晚，当时秦桧己死四十年，所以绝非作者的亲历。其内容所载，也有颇令人困惑之处：就是那个金军的监军怎么那样富有人情味，居然同意秦桧南逃，甚至还愿意承担有关责任，这与古代战争环境所规定的文化氛围似乎也不太协调。但也有学者认为《老学庵笔记》的创作态度严肃而认真，史料价值较高，可信程度较大。尤其陆游是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物，政见与秦桧截然对立，若可知秦桧真是金人纵归的奸细，于情于理，陆游都决不至于为其护短。当时要想揭露秦桧的种种丑恶罪行，已经无所顾忌，根本没有必要为其掩饰什么。可见，陆游的这条史料是值得重视的，然而这条史料又仅为“孤证”，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再看纵归说。首先是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的记载，它是指认秦桧为金人纵归的最早出处。其说秦桧随金人北去，为金人达兰郎君所任用。金骑渡江，秦桧同来，回到楚州，金人遣舟送归。秦桧为王仲山女婿，有产业在济南，金人在那里取了一千缗钱作为秦桧南行离别的赠礼。秦桧南归之初，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但全家同舟，甚至奴脾也一起得回，人们都知道其不是逃归也。此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林泉野记》等书的记载，基本上就是沿袭此说。史学家李心传为“胪采异同”，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小注中对这段话加以收录。
其实这段话中疑点不少：如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金人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之钱以为赠礼呢?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就是五千斤，秦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能带这么重的东西吗?更何况是称言逃归，这样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如果说这“千缗”并非铜钱，而是指金银的价值，那朱胜非又从哪里得而知之?秦桧《北征纪实》及上述逃归记载材料中，并无“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要知道秦桧随金军南征，既有人监视，像秦桧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哪有这么容易就可将监视之人杀死而逃走呢?所以此说不知朱胜非从何而得来?本书既如此不利于秦桧，在朱胜非生前就颇难流传，反之就很难说没有后人的附益之辞。如末句“人皆知其非逃归也”，在朱胜非有生之年，朝野不会有此共识，当为后人推测之词。
所以有学者认为，《秀水闲居录》的这段记载不可信。朱胜非为南宋初大臣，早年曾追随黄潜善，诋毁李纲，排斥赵鼎，为时论所轻。他与秦桧的积怨也颇深，秦桧首次罢相，就由吕颐浩朕合朱胜非、黄龟年等人排挤弹劾所致。及秦桧复相，就对朱实施报复，朱被罢官居湖州八年而卒。《秀水闲居录》就撰成于他晚年退居秀水的日子里，其间朱胜非对秦桧已恨得咬牙切齿，不能排除朱因嫉恨而报复的可能性。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朱胜非真的掌握了秦桧为金人纵归的确凿证据，此事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更是他再次扳倒政敌秦桧、邀功请赏的极好机会，他怎么会仅仅写于私记而不向朝廷报告呢?所以这段记载，可能来自于道听途说，也可能是个人的臆测，恐怕是攻讦的成分多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