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总有种族主义者？主要原因是什么( 四 ) _种族主义

其实，类似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法国，我们可以举出比塔吉耶夫所举的更典型的例子。那就是臭名昭著的前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这个政权不仅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想“同化”黑人的念头，反而一直在鼓动“黑人独立” 。在它炮制出的一批号称“黑人家园”的“独立国家”中，不仅以土著酋长的暴政严厉镇压那种“妄图把白人的人权标准加之于黑人”的民主运动，而且大力扶植“因杨扎民族运动”、“祖鲁文化复兴运动”之类的部落“传统复兴”组织作为“执政党” 。这些“党”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并与南非白人政权合作，以专制的“黑人家园”和“白人内部民主”相分离的形式维持种族隔离制度。于是正如塔吉耶夫所说，“直接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竟可以以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价值的名义实施，所有这些都是新种族主义的高尚遁词，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是象征性的、微妙的和间接的种族主义，以关心‘文化’的道貌岸然，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倒所使用的‘美丽词语’ 。象征性的或掩饰性的新种族主义是适合于反种族主义时代的种族主义，也就是说，是适应以抛弃种族主义的共识为特征的后纳粹时代的种族主义” 。这种新种族主义的特点“首先是对文化相对论价值的翻转(‘种族’向‘文化’移位，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其次是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不可挽回的相互不可吸收性” 。
因此，塔吉耶夫在指出近代种族主义的欧洲与近代起源的同时，又以更大的篇幅呼吁对种族主义的更深刻的批判与反省。他尤其指出不能把反种族主义变成一种浅薄的“后现代”或“现代性批判”游戏：“不能简单地将种族主义看作为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所武装的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看作为世俗化、分类思想和科学实证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结果之一” 。因此，“我们不得不对种族主义重新定义，考虑到其许多表现，找出其改换语境的形式。作为一种激进文化论和激进差别论的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逐渐成形” 。而人们对此缺乏警惕。在过去，“生物进化论和不平等主义被看作种族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人们天真地以为可以用文化相对论和差别权来对付这两者。”但是如今“种族主义最近的意识形态蜕变”却恰恰表现为从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 。塔吉耶夫因而提醒世人：“今天的戈比诺们和希特勒们不会在人们寻找他们的地方遇到。新的种族主义者也不像这些过去的面孔。富有进取心的反种族主义者必须停止再犯主要的战略战术错误，也即搞错敌人，没有弄清楚谁是真正的新敌人，只满足于针对那些令人反感的记忆” 。
既不能把种族主义混同于一般的种族偏见，又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近代的、西方的与科学主义世俗主义的表现形式，那么种族主义究竟如何定义?对于这个问题，塔吉耶夫表示赞成科莱特·吉约曼的见解：种族主义指“一切包含持久性信号的排除性行为” 。这是对人类流动性的反应，流动性导致了人类的混合，“种族主义想象的核心，可以说正是对混合的焦虑” 。因此在本质上，种族主义必然是既反对普世主义，又反对个人自由，种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将脱离了集团类别的个体‘归位’” 。而在当今，种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无差异或失去本性的惊恐，又表现为对差别的赞扬” 。“文化的和差别性的新种族主义在法国通过国民阵线进入了政治，国民阵线的话语很能说明新种族主义归并到民族主义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