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在大通元年(527),舍身三天;第二次是在中大通元年 (529),舍身十六天;第三次是在太清元年(547),舍身四十七天,其中后两次均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书》) 。
萧衍为何老往寺庙里跑?有人说他一心向佛,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有人说他看破红尘,不再留恋皇帝宝座;还有人说他敛财有方,通过赎身捞取好处 。其实,这三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 。萧衍如果真心皈依佛门,他完全可以退位出家,没必要来回折腾;如果他真要敛财,堂堂皇帝根本用不着耍这点心眼 。笔者认为,萧衍此举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 。
萧衍能成大事,既出于他的非同寻常的雄才大略,也归功于僧侣势力的舆论支持 。无论是出于论功行赏,还是出于个人信仰,萧衍即位后,于公于私,都要扩大佛教声势,将佛教地位抬到一个新高度 。所以,把君权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政教合一,在佛教上大做文章,是萧衍政治的一大显著特色 。
萧衍频频往寺庙里跑,一再出家舍身,一再扶持寺院经济,一再像《御讲(摩诃般若经)序》所说的“皇帝(萧衍)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甚至利用权力将佛教定为国教,应该是为了争取佛教界支持所做出的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努力,目的是获得僧侣势力的信服与支持,以巩固南梁统治 。
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是麻痹、欺骗群众的精神鸦片 。萧衍对儒、道、佛都有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儒学教导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学劝说人们 不要计较争夺;佛学讲究六色皆空,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者的共同点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反抗斗争,都可以作为执政者欺骗、麻痹、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 。
三者比较,萧衍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修行方法对人民更具吸引力,也更具欺骗性 。萧衍一贯擅长心理战术,在早年领兵打仗时,萧衍就总结道:“用兵之道,攻 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梁书》) 。他带头舍身,大兴佛教,无疑是为了凭借佛教征服人心,加强思想意识统治,大造自己的声威 。
大凡统治者,都有一个通病,即年龄越大,猜忌心就越重,就越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忠诚,萧衍也不例外 。
萧衍一次次地往寺庙里跑,一次次地舍身为寺奴,一次次地赖在寺庙里不走,绝非单纯地为了讲经诵佛,也绝非真心实意地位众僧执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玩弄统治权术,借以检验皇子王侯、文武百官对自己是否忠诚,看看臣属们是不是有诚意赎回他这位快要过时的皇帝,是不是真心希望让他回宫执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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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突出个人,唯我独尊,制造对佛教的宗教迷信,正是要为臣属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 。通过这种厚脸皮的政治表演,萧衍意在进一步树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信仰、提倡佛教已成为萧衍时代上层社会的传统习惯,而萧衍也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皇帝菩萨”,其性格也变得内倾、封闭、保守、刚愎起来 。萧衍晚年喜欢别人阿谀奉承,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魏书·岛夷萧衍传》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 。
朝中大臣知道他这一特点后,争相奉承,莫敢正言,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句 真话 。萧衍尽管佞佛,整日沉溺于佛学精神世界,但佛祖并没有保佑他,以致招来“侯景之乱”,他也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 。萧衍被困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梁朝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书》),似乎流露出了些许悔恨的意思,可惜为时已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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