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市场价格离散,或信息分布的离散,信息需求者进行搜寻才有利可图 。假如搜寻成本与个人的收入无关,那么一个人收入的上升会使他更多地搜寻(R?Manning & P?B?Morgan,1982) 。但时间价值一般是搜寻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一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其时间价值可以按其收入水平来衡量 。这样,我们通常都能预测到,随着个人收入的上升,他搜寻某种给定商品的次数将下降;若收入保持不变,搜寻成本的增加总是要降低搜寻的次数 。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分析一下“鲜花插在牛粪上”的现象 。在青年男女拍拖过程中,个人是否采取搜寻行动,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边际搜寻成本,而且还取决于个人所处的战略地位 。一般地,在同等条件下,美丽姑娘或英俊小伙子的搜寻成本要高于相貌普通的姑娘或相貌一般的小伙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娶一个相貌普通的姑娘或嫁一个相貌一般的小伙子相比,娶一个相貌美丽的姑娘或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所获得的收益自然更高一些 。当然,姑娘和小伙子都可采取搜寻和不搜寻两种战略 。通过设计一个适当的效用函数,我们就能得出在姑娘和小伙子的战略式表述中,只有相貌普通的小伙子搜寻而美丽姑娘不搜寻,以及相貌普通的姑娘搜寻而英俊小伙子不搜寻这两种战略组合属于稳定均衡 。在均衡点上,效率与公平达到了完美结合 。
一般而言,不同特征的个人,其搜寻成本存在很大差异 。个人的教育、收入、智力、家庭背景,甚至健康状态都比较容易确定,而个人的志向、精神毅力、发展潜力等的确定就很困难 。搜寻理论表明,婚姻决策更多地基于容易发现的特征的信息,而不是不易发现的特征的信息 。
在婚姻市场,搜寻者将持续搜寻,直到他所发现的对象的任何预期的改进对他来说在价值上不超过他的时间及其他投入用于另外其他方面的价值 。搜寻的预期收益愈大,搜寻的时间就愈长 。如果预期的婚姻持续期越长,婚姻的收益就越大,这样人们的搜寻时间就越久 。例如,当离婚比较困难时,搜寻者的搜寻就愈仔细,结婚的时间就可能愈迟 。反之,则反是 。另外,各种潜在的搜寻对象越多,从其他的“样本”中获得的预期收益越大,从而搜寻过程也就越长 。所以,在其他决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动态、流动、变幻的社会中的婚配一般要迟于净态、匀质的社会中的婚配 。这已为我国社会所证实 。
搜寻成本的差异还可从消费者购买一般日用消费品与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的行为中得到证实 。大家稍稍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讨价还价最激烈的地方是菜市场而不是耐用消费品市场 。究其原因,首先,买者和卖者对商品质量和成本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菜市场就远低于在耐用消费品市场 。在菜市场,菜的质量如何,人们往往一眼就能看出来,其成本大小大家多少也有个谱;而在耐用消费品市场,比如说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其质量好坏不是凭着看几眼就能判断出来 。其次,人们在菜市场上的搜寻次数要远远多于在耐用消费品市场上的搜寻次数,消费者可以由此积累较多的搜寻经验和谈判技巧,从而消费者在菜市场上搜寻的边际成本也就大大低于在耐用消费品市场上搜寻的边际成本 。搜寻的边际成本大小势必搜寻者的战略决策,进而影响他在交易中的谈判地位 。这样,菜市场上激烈的讨价还价也就不难理解了 。
搜寻理论也可用来解释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选择 。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与雇主都存在对供需信息的需求,两者都会把搜寻活动推进到搜寻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搜寻的边际成本那一点,但供需双方在搜寻对象的易识别程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别 。按常理度,劳动者识别雇主要比雇主识别劳动者容易 。道理在于,首先,劳动者与雇主之间承担的搜寻成本不对称 。当雇主在选择劳动者方面具有优势时,搜寻成本一般由雇主和劳动者共同分担;否则,搜寻成本大部分由雇主承担 。其次,搜寻目的不同 。劳动者搜寻的目的相对比较单一,就是寻找能提供最高报酬的潜在雇主;而雇主的搜寻则是寻找潜在劳动者,并对他们的劳动能力进行有效甄别 。第三,两者搜寻活动的替代程度不同 。劳动者为了生活,必须进行工作,而为了生活得更好,就必须搜寻最能发挥其潜力的就业机会 。这样,劳动者搜寻活动的替代性就低 。而雇主往往可以利用工资率与搜寻技术的替代关系来控制搜寻活动 。如雇主可通过支付较高的相对工资来降低离职率,从而减少搜寻活动与降低搜寻成本,其搜寻活动的替代性就高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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