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影响是什么意思-与旅游发展相伴而生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二 )


在省统计局一篇旧文中,川观智库找到了该论点适用四川的佐证,根据这篇2013年发表的稿件预计,“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由2011年的12.3%下降到2018年的7.92%” 。多位专家谈到这和四川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有关 。
稍作思考会发现,上述观点其实并没有正面回应由“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本义延伸出的影响——由于老龄化等使四川抚养老幼“担子”重,总抚养指标接近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的临界点 。要说这不会对四川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理由是什么?
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杨成钢和人口研究学者宋飞给出了新解释:第二次人口红利 。
所谓第二次人口红利,即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储蓄积累等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 。他们认为由于低龄老人(指年龄在60—69岁之间的老人)在四川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一半,这使我省第二次人口红利有潜力 。具体而言,至少可带来以下利好:一是低龄老人有劳动经验和技能,是潜在劳动力;二是有退休工资,有消费和储蓄能力,能拉动社会消费和投资;三是可创造“影子红利”——通过帮子女带小孩来保证青壮年人口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日韩甚至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育龄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是最高的,这背后就有低龄老人提供的代际支持 。”专家建议四川可进一步发掘低龄老人红利 。
随着低龄老人年岁增长,“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否会很快消失?受访专家认为不用担心 。综合专家观点和公开研究,四川经历过两个人口增长高峰期,一是1949年至1957年左右,二是1963年至1975年左右——也就是说第二高峰期出生的老人,最年长的也要明年才步入60岁 。等他们整体度过低龄老人阶段,中国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对“结构性红利将长期存在”的再认识
●人口质量不是简单的越高越好,结构性红利更多还是强调匹配
●人口结构性红利也有窗口期,用好它要有紧迫感
至于“四川结构性红利将长期存在”的判断,又该如何理解?
首先,什么是结构性红利?常见解释是“人口质量红利”,即劳动力具备相对更高的受教育水平、生产技能和协作能力等等 。而这类人口的产出,通常会明显高于技术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口 。显然,四川情况符合这一定义 。仅以高等教育而论,据公开报道,四川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如今已超过1100万人,且和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翻了一倍 。
对概念的理解,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多位受访专家提到,人口质量不是简单的越高越好,结构性红利更多还是强调匹配——人口的专业技能结构和水平,要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匹配 。如果不匹配,就可能出现人口素质高但产业“接不住”,可能出现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尴尬场景 。这显然也不是有利于经济的人口结构 。
基于上述认识,受访专家围绕四川更好发挥人口结构性红利给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建议两手抓 。一方面从供给侧出发,建议政府积极通过教育改革等调整劳动力供给以匹配市场需求,尤其是注重职业教育的体系化发展;另一方面从需求侧出发,各地核心就拼一点:谁能更好承接和发展更高层级的产业,“不管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传统产业的高价值环节,谁发展更好,谁就能开出更好工资、吸引更多人才集聚,就能更好承接人口结构性红利 。”
二是建议抢抓窗口期 。该观点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四川人口数量红利还没完全消失,这为我省进一步发掘人口结构性红利提供了转变过渡的时间和空间;第二,人口结构性红利也有窗口期 。杨成钢认为,人口结构性红利不会一直存在,“人口素质提高,通常就会对经济增长有正常贡献 。但所谓红利,应该是指超出正常时期的利好 。”他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少儿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孩子少,家庭对孩子教育投入就很集中,高投入带来人口素质加速提升 。综合上述两点,专家建议要有紧迫感,用好这段窗口期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等相关工作 。
无论数量型还是结构性红利人口红利,专家都提醒要注意区域间的不平衡性 。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许彦、省人口学会秘书长蒋华都提到,我省人口红利主要集中在成都,而相对欠发达地区则要更多面临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减、结构性红利增长不足的挑战 。建议更好发挥川东北、川南等地区域副中心的带动作用,加大教育资源等倾斜力度,以缓解人口红利分布不均衡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