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周凭什么长期独霸天下 _生活百科

西周的难题
西周令人向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留给我们一片云山雾罩。西周之后的时代，留下很多记录，拿东周来说，至少有“春秋三传”、《战国策》和《国语》这些，外加诸子丰富的言论。再往后，就更不用说了。但西周不一样，西周不是没有记录，《尚书?周书》里基本都是关于西周早期的，还有一本《逸周书》，当然《诗经》也勉强能算一部分。以这些文献为底本，司马迁凑合写了《史记?周本纪》(但很遗憾他没看过魏国史官编的《竹书纪年》) 。但这些文献有两个特点，一短二散，主要的人物、事件都有提及，但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比如，“烽火戏诸侯”事件，在陈述上就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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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铜车马
但西周的历史并不贫瘠，它有很大一块埋在地下——青铜器上的铭文。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遇事时，喜欢把大致经过刻在泥范上，然后倒模浇注成青铜器。比如，谁替周王打赢了一仗，赐一个大鼎，上面就写谁在哪里大胜，俘虏了多少人、车、牛、羊和马。历史上到今天，这样留下铭文的青铜器被发掘出来的相当多，铭文也相当丰富;而且，大部分铭文都能和传世文献中的人名、事件对应上，这就给《尚书》之类古奥难懂且字数有限的文献提供了颇为充分的验证和补充。于是，有人试图利用青铜铭文结合文献，重建一部《西周史》。
然而，这种尝试有一个挺尴尬的不确定性。西周人的确留下了大量的青铜器，可还有多少长眠于地下?正当研究者依靠现有的金文材料，整理了翔实、完整的西周史事，还没来得及出版，不知哪里又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出土了铭文丰富的精美青铜器物，就很可能对研究者的结论和判断造成致命打击。那么，作为古史研究者，我们除了要严谨对待已出土的金文文献外，免不了还要问一句：西周人哪来那么多铜原料制作青铜器呢?
大量文献也证实了周人对铜料的品味。《周礼?夏官司马》提到“东南曰扬州”时，认为该地“其利金、锡、竹箭”，这和《尚书?禹贡》描述“淮、海惟扬州”的贡赋时，将“惟金三品”置于淮河流域人群贡品的首位基本一致——这里的“金”就是铜料。
当然，贡物不是白给的，谁替周王负责征收这些铜料呢?据《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贡献时，“周公旦主东方所之” 。周公不但擅长“解梦”，还是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鲁侯伯禽的父亲，成周洛邑的营建者。事实上，周公及其后裔都肩负着为周人征集南方铜料的重任。春秋时期，周公的后人鲁僖公在《诗经?泮水》说自己仍能“既克淮夷”，并提及淮夷进献的宝物——“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即大龟、象牙和南方的铜料。
现在，除了为周人掌管铜料征集的鲁人外，还知道这些原料的更下级来源——淮夷。至于铜矿的直接开采者，显然是生活在鄱阳湖平原周边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样，周人认准了淮夷就是铜料的源头，可淮夷愿意老老实实地献上铜矿原料吗?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动地表现了周人维持铜料的手段。这不是一个关于礼仪和朝贡的故事，慑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断地献上周边地区的矿物资源。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与淮夷诸族间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从周昭王、穆王时期后便屡见于西周金文，比如《录(冬戈)卣铭文》提到：“淮夷敢伐内国……”虽然，周人方面的铭文记录总是把自己描绘为正义的一方，把淮夷呈现为犯上的“叛乱者”，却从来不提淮夷叛乱的理由，而仅仅表示，淮夷们再次为自己的不轨缴纳了多少悔过的“吉金”，“大赂南金”中的“赂”字仿佛就是淮夷们屈辱的罚单。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这些加倍的“罚金”反过来构成了淮夷下次叛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