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太后如何在密室政治中玩弄四个男人 _太后

1934年6月26日，胡适给孟森一信。“《太后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随后，孟森回胡适一信。“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复请再鉴，并示当否?”
以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城里两位学者的通信，现在读来，其彬彬有礼，其翩翩风度，让我们感受到上一代知识分子于“学”和“养”两方面的高度。不过，胡适之的质疑，孟心史的反诘，对于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清世祖之太后孝庄下嫁摄政王的说法，究竟是有是无，读者还是不得要领。
网络配图
其实，太后下嫁之谜，只能有两个答案，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持正方观点者，认为多尔衮极其好色，孝庄为巩固其子福临大位，而以孤孀身份下嫁这位强人，通过婚姻手段，实现政治结盟;持反方观点者，认为异族统治的高压政策，造成满汉民族之间的抗争，那些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那些持抵触情绪的民众，便努力抹黑新兴政权。恶意丑化多尔衮与孝庄过从甚密的关系，无中生有，制造谣诼。
孟森是否定论者，否定的理由就是“求其明文则无有也” 。学者重史料，轻传闻;重文字记载，轻口头文学，遂撰文析驳。对这种“不轻置信”的治学态度，胡适表示“至佩” 。“至佩”是一回事，不因“至佩”而认可孟森的观点，这就是胡适的风格了。
从顺治四年起，年刚十岁的幼帝福临，对多尔衮的称呼，忽然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孟森最难自圆其说的。胡适并非肯定论者，但也不是否定论者，因为在胡看来，孟“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
一字之改，兹事体大。一、顺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来改，莫名其妙。二、孝庄早不嫁，晚不嫁，几年过去了想起来嫁，悖于常理。三、汉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族，对于血缘、血亲、嫡系的父子关系，看得绝对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另外一个男性，为继父，为养父，或为干爹。一为父死母嫁，二为同宗继祧，三为结拜干亲。
网络配图
【孝庄太后如何在密室政治中玩弄四个男人】对福临来讲：其父皇太极为努尔哈赤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 。]第八子，其叔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称为叔父摄政王，是顺理成章之事。孝庄嫁皇太极，孝庄之妹嫁多尔衮，即使改称姨父摄政王，也是说得过去的。突然间改称为皇父摄政王，明摆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张煌言[注: 张煌言(1620-1664)，汉族，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将领、诗人，民族英雄。崇祯举人。曾官至南明兵部尚书。]抓住这个伦理上的把柄，有诗损之：“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见诸诏书，相当于那时政府的红头文件，这才沸沸扬扬，成为历史疑案。
这份公布天下的《顺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让努力辟谣的孟森，颇费口舌。他解释说，因为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这个“父”，孟森认为“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 。这种牵强之至的狡辩，休想说服胡适。父，就是爹，这是国人使用了五千年的惯称，尚父和仲父，顶多也就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时代不到百年的用语，孟森有大学问，但有大学问的人，未必不乱搅糨糊，未必不强词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