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起事件皆载于近人刘禺生晚年所著《世载堂杂忆》 。刘禺生在是书卷首中云,他是有感于友人鼓励他“忆写从前所见所闻之事乎,是亦国故文献之实录也”,因此“日书世载堂杂忆数则,随忆随录,篇幅不论短长,记载务趋实践” 。他既本着“文献之实录”的原则来写这本书,那书中所记,应该史有其事 。有些事刘禺生即使不是亲历者,也是目击者,如假冒光绪案,他就列席参加了审讯 。
光绪帝
假冒光绪,事发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事发地就在刘禺生的故乡武昌 。那年某日,武昌金水闸大街上忽然出现了一主一仆两个陌生人,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主人看上去二十来岁,长得瘦高肤白,酷似光绪;仆人四五十岁,下巴净光,说话尖声尖气,一副太监相 。两人都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他们租住于一处公馆,平时足不出户,饮食起居堪称奢华;仆人给主人端茶送食必跪,言必称“皇上”,自称“奴才” 。当时有一个也正租住在这幢公馆里的湖北官员感到很奇怪,于是就告诉了他的同僚 。此事很快就在武昌街头不胫而走 。大家纷纷问疑:光绪不是被慈禧囚禁在瀛台么,怎么跑到武昌来了呢?
汉口的报纸舆论同情光绪,非议慈禧 。现在武昌发现这主仆二人,不久就有一些报纸未经核实就纷传光绪从瀛台逃了出来,到湖北想寻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保驾 。上海一些报纸为吸引读者眼球,也捕风捉影,转载此事,一时间,光绪出现在武昌就更被传得有鼻子有眼 。不久,公馆门前已是一片熙熙攘攘,原来“皇上”来到武汉的消息一经传出,前往拜见者络绎不绝 。他们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口称:“恭迎圣驾 。”冒牌光绪也煞有介事地举手示意,答曰:“不必为礼 。”一些大小官员知道“皇上”驾临武昌,觉得是巴结的好机会,纷纷前往跪拜,进献款物,以表忠诚 。
对于“光绪”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就没有人怀疑吗?
张之洞
当然有 。最先怀疑冒牌光绪的不是别人,恰是曾经做过刘禺生的老师、时任江夏县知县的陈树屏 。陈知县闻知此事后,曾亲自前往查看究竟 。察访之下,那一主一仆奢侈的表象还真让陈知县吃了一惊 。只见冒牌光绪用的被袱绣着金龙,玉碗上也镂着金龙,玉印上也刻有“御用之宝”四字 。陈知县毕竟见过世面,不为表象所迷惑,见了冒牌光绪,他还不卑不亢地问对方:汝为何人?冒牌光绪语带威胁,不屑地应道:见到张之洞,我才可以透露 。言罢便不再开口 。这一交手,陈知县就察觉到了对方底气不足 。这就更使他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
冒牌光绪不多言,仆人也守口如瓶 。这时候,一帮地方泼皮无赖居然强拉硬拽将仆人弄到浴池洗澡 。他们想弄清楚仆人到底是不是太监 。到了浴池,脱去衣服,仆人露出了真身——“验其下体,果阉人也!”证实了太监的真,人们似乎也相信了冒牌光绪的真 。应该还是陈知县的主意吧,他疑问不减,并设法找来光绪的照片,用以比对冒牌光绪 。但两人长得确实太像了,仅看照片,看不出多少破绽 。于是陈知县又向北京有关部门发去密电,请求协查 。
不几日,北京的反馈来了:光绪没有、也不可能离开囚禁中的瀛台 。得知这一确信,陈知县再观察那个冒牌光绪,竟觉得此人举手投足处处流露出一种类似伶人演戏的意味 。他又试探性地询问了他几次,冒牌光绪固执道,见了张之洞,一切自会明白 。于是,这一天,湖广总督张之洞收到了一封信函,信里告诉他,光绪皇帝仍在瀛台,冒牌光绪已把武汉搅得沸沸扬扬,阁下应该出面审讯此人了 。张之洞亲审冒牌光绪案终于开庭了 。刘禺生也列席参加了那天的审讯 。庭审开始,被押解到庭的除了主仆二人外,居然还有一位刘禺生在前文一直没有交代过的他们的“同居者” 。首先被带到张之洞面前跪下的自然是冒牌光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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