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15日,64岁的翁同龢、74岁的李鸿藻奉光绪旨意,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准备应对朝鲜的危机局面 。
至此时,朝鲜的战事已经不可避免 。在此之前,主持北洋的李鸿章已经自认军事上不敌日本,希望通过外交来化解危机 。自当年6月,李鸿章频繁联络英国、俄国公使,请他们出面调停,并与日本多次交涉 。但是他低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一切努力最终未能奏效 。
而中日在朝鲜对峙,剑拔弩张之时,清国的主战派依然沉浸在盲目的虚骄与自大中,一股莫名其妙的乐观主义洋溢在朝堂间 。这些主战派中的大多数,是朝廷的言官,被称为“清流党” 。
清流党人标榜风节,评议时政,指斥当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 。这些人多半出自科举正途,熟谙章句旧学,但对洋务和世界情势一无所知 。
当时的户部主事裕绂上奏说,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没有土地之大,人民之富,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 。
御史叶应增则用一套仁义天理来解读中日局势,说“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大清顺应天理,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也”,日本以残暴对抗正义之师,必然会自取其祸 。
对敌手的无知不止于此 。主战派的官僚不仅认识不到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国力增长,反而认为维新之举使日本内部混乱 。御史叶应增认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学习西方制度,然其于西洋则有私借国债未偿,于本国则有自由乱党未清,外强中干” 。
编修曾广钧说,日本仿照西方法度设立议员,不仅没有收到公论是非的好处,还“徒开纷纭把持之风”,陷入内耗 。还有人认为,日本“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帑久虚”,无力支撑一场对抗大国的战争,而一旦开战,日本国内必然人心溃散、朝野纷争,中国可以坐等日本败于内患 。
礼部侍郎志锐更加乐观,他认为,“统欧亚各洲而论,日本最为小弱”,如果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 。
编修曾广钧甚至直言对中日战争“窃喜”,因为中国可以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不仅将东方的卧榻之患除掉,西方列强也会慑于中国之强大,不敢再窥伺中华 。
当时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向英国政府报告清国舆论时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
【甲午战争前主战派的乐观:认为日本会自取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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