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严刑峻法的副作用：只可以治理乱世不可治国 _法家

许多人把中国两千年来的治国史看成是“内法外儒”，意思是说，口头上都大肆宣扬儒家思想，行动上却实践法家思想，或者通俗地说，就是“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法家思想，一手抓儒家思想。这个硬道理是后继者从秦始皇的“统治偏瘫”病总结而来的。
【秦朝严刑峻法的副作用：只可以治理乱世不可治国】 始皇独独青睐法家，在依法得天下之后，又依法治天下，从而让法家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红极一时，因此，法家可以说是胜者。然而大秦帝国的衰落，与采用法家思想“苛政于天下”不无干系，法家又可以说是失败了。
汉朝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独步历史的舞台，法家成了没有名分的幕后杀手。距离韩非时代整整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提出了反对儒家思想的口号。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也难以给法家胜也败也一个定论。
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
公孙鞅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
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但是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一个历史讽刺。
真正把法家推向独尊地位的是韩非。韩非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法家前辈和道家前辈的思想，将法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牢牢地吸引住了秦始皇。
韩非原是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很快流传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深为喜爱，当即表示“但恨不见古人” 。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是我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韩非到了秦国。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专门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是多么重视韩非的法家理论。但到了秦国，韩非被秦始皇捧了一阵，便因为李斯的妒嫉，冤陷而死。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二个历史讽刺。
究竟，法家的什么魅力打动了秦始皇呢?
其一，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在法家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强力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宇要想“大定”，海内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嗜权成痴的个性与攻击性极强的人格力量，容易与“严而少恩”的法家理论一拍即合。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