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岁入1亿两白银乾隆的私房钱有多少 _政府

清朝的国家税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禄、兵饷、驿站经费、教育经费、河工塘工经费和其他。关于清代财政研究还有许多中日学者参与，陈锋教授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乾隆年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同的是，田赋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主要收入在于商业方面。例如皇室凭借权力介入盐税和关税的税金分配，并将皇室资金借给商人赚取利息等。再者，盐商或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贾在各种庆典报效皇帝，动辄百万两，也成为皇室收入来源之一。
至于皇室的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汤象龙教授认为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 。如今因清代皇家账簿的公开，本书得以讨论皇室财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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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纪末期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人，经济上大规模扩张，出现集约化的耕种、农村经济商业化、经济作物专业化、引进新的农作物、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等现象。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与罗友枝教授(Evelyn S.Rawski)认为中国社会在十八世纪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时期，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山西商人垄断了经张家口和北京与蒙古之间的贸易，用茶叶和布匹交换毛皮。十八世纪的人口增长，扩大人民食盐的消费市场，照理来说政府盐税收入亦应提升。另外，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税收入随之增长。实际上是否如此，为本书讨论重点之一。
十八世纪以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亦成为经济学者讨论的重点。譬如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所谓的“高度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说宋代以来中国农业停滞不前，而人口却节节成长，加上资本无突破，使得中国农业与农民充满危机。在商业方面，何炳棣教授的《扬州盐商》则是一篇典范之作。何教授讨论十八世纪每年盐商累计利润总额金将近二千五百万两，十八世纪后半盐商总营利约在二亿五千万两，也因此扬州商人在两代或三代就可以累积到一千万的家产。
至于盐商消乏的原因，何教授归纳出以下几点：家庭大量消费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均分家产制度、两淮盐商无尽的捐输报效。估计乾隆三年至嘉庆九年(1738—1804)，两淮盐商捐献了36,370,968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们花费4,670,000两招待皇帝南巡;1763年以后，各式各样政府的税金及花费在官员身上各种半合法的浮费大增。
此外，盐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输家乡宗族、修祠堂、置祭田，或捐钱办善事、修桥铺路或将金钱窖藏，以致不能如西方近代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扩大生产营运，而走上衰败之途。提到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是一位诗人，嗜好射箭及斗蟋蟀，并建了一座名园“康山园” 。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儿辈中有15人是诗人、艺术家及鉴赏家，他们培养各种花钱的嗜好及奢华的生活，终致家道消乏。盐商究竟因何家道消乏?在我近十多年来研究内务府的财政之后，试图做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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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岁入1亿两白银乾隆的私房钱有多少】清朝皇帝的经济行为在于严密控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中，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镇压的力量。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人口、科技、意识型态、政治与经济的机构都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诺斯指出在有明确交易成本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忽略政治与经济的体制，所以在他分析架构的核心包含了一个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角色之所以重要，源于“政府的存在是经济成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观察为我们指出政府提供基本服务两个目标，“一是界定出形成财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架构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的税收增加。”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体制间，存在持久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