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竟成政治砝码：揭康熙的统治艺术 _康熙

从小喜好书法
康熙帝从小喜好书法，但真正开始练习时已是20多岁。康熙十年开经筵日讲以来，讲官熊赐履、傅达礼等按照“帝王之学”的要求安排讲授内容，只注重《四书》讲章中的治道蕴意，而不赞成皇帝将精力分散在学习写字上。
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召傅达礼至懋勤殿说：“至于听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遂提笔写了一行令其观看。傅达礼观后奏曰：“皇上书法端楷，尽善尽美……但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
写字无甚关系，恐劳圣体。”康熙帝说：“人君之学，诚不在此。朕亦非专工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尔言朕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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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二月，随着平定三藩的战事出现转机，康熙帝对治道治术有了新的想法，在崇尚理学的同时，公开提出要“修举文教” ，以文学和书法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于是命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地呈上来，以便研修。
当时，詹事府的詹事沈荃以善书着称，康熙帝便经常召他至懋勤殿切磋书法，并令其写大字、小字、草书《千字文》和《百家姓》进呈，以便于摹写，还令人传谕：“朕素好翰墨，以尔善于书法，故时令书写各体，备朕摹仿玩味。”
这年十月，康熙帝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经反复酝酿，最终选定张英、高士奇二人入值南书房，陪侍左右，修习书法。为方便自己不时宣召，还下令在皇城内拨给房屋居住。
作品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二十一年(1682年)以前，康熙帝基本处在描摹研习他人书帖贴的阶段，其后，他的书法渐趋成熟。在后来的40多年里，他书写不辍并频频颁赐亲书诗文、碑文、匾、榜、扇等给臣下或所经之地，这成为康熙帝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帝的书法作品，除岁时节庆和游览名胜时的应景之作外，大多数都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意义。其一，鲜明地体现了崇儒重教的思想倾向。康熙帝对理学的尊崇在书法中有明显体现。
例如，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赐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御笔楷书“清慎勤”大字、草书“格物”大字各一幅。
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南巡至孔庙行礼，为大成殿书“万世师表”匾额，命大学士明珠、王熙等宣谕曰：“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
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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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大力表彰忠臣廉吏。通过御书碑文、匾额以及赐予手卷等方式表彰忠臣、奖掖廉吏是康熙帝的一贯做法。据载，他亲为忠贞不屈被“三藩”所害的范承谟、马雄镇书写碑文，并为福州范承谟祠书“忠贞炳日”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