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房价:成大教务长10年工资能买王府

四川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龙桥乡有一位名人,姓吴,名君毅,生于清朝末年,参加过科举考试,十八岁中秀才,十九岁留学日本,后来又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归国后在北京法政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学贯中西,年轻有为 。
1926年,国立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前身之一)创立,吴君毅离开北京,回川效命,做了成都大学的教务长 。这时候他年过四十,仍是租房子住 。到了1930年,为了彻底解决全家人的安居问题,他决定置业了 。
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都房价并不算高 。吴君毅的侄女吴棱在城区支矶石街看过一处宅子,两进院,十间房,前院里两棵桂树,后院里三棵楠树,房子宽敞,环境清幽,卖主要价4900元(大洋,下同) 。吴君毅的同事张幼房在九思巷买过一处宅子,三进院,占地一亩有余,花了8000元 。川康边防总司令冷寅东(此人也是1949年全国政权易手前成都最后一任市长)买房,买的是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校长龚道耕的花园别墅,位于前卫街,壮观如王府,成交价是28000元 。
由此可见,吴君毅只要花上几千块大洋,就能买一所相当不错的房子;如果他花到几万块大洋,基本上可以入手一套超级豪宅了 。
但是吴君毅手头没有这么多钱 。
以当时的平均水准来说,他的收入很高,在北京法政大学当系主任,月薪260元,回到成都大学当教务长,月薪高达300元 。他攒上两年工资就能买一所大院,攒上十年工资就能买一所“王府” 。
不光是他,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法币尚未严重贬值时,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有能力靠薪水买豪宅 。这是因为民国年间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教育,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无论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的施政如何受人诟病,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 。
当然,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战火连绵,物价飞涨,教授们的工资涨幅被疯狂的通货膨胀远远抛在后面,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往往还不如一个囤铁皮的老太太,那另当别论 。
闲言少叙,且说吴君毅想买房,却发现自己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他的薪水不是很高吗?房价不是很便宜吗?怎么会买不起呢?原来他把积蓄都拿去救济亲友和贫困学生了 。记得鲁迅也是如此,鲁迅在教育部做官,薪水最高时也是300块大洋,攒钱买房绰绰有余,可他不懂积蓄,有钱就拿来买拓片、买古书,以及寄给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和在老家的母亲 。所以鲁迅买房时不得不借朋友的钱,光借钱还不够,甚至要从浙江兴业银行贷款 。
吴君毅没有借钱,也没有贷款,他靠“约会”来解决燃眉之急 。
吴君毅的堂兄、同为知名教授的吴虞(胡适称之是“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在日记中写道:“君毅买房约会,嘱予入三局 。”意思就是说,吴君毅找了堂兄来约会,邀请堂兄入三股 。读者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堂兄,一个堂弟,两个大男人搞什么“约会”啊?
其实民国年间的“约会”一词,语意与今天大不相同,它是一种融资手段,一种互助方式 。打个比方说,你、我、他,我们仨都想买房,钱都不够,为此我们定下一个君子协定:今年大家各出100万,凑够300万,这笔钱先交给我,让我买房;明年大家再各出100万,给你凑够买房款;后年每人再各出100万,让他也买上房子 。像这样的金融互助,就叫“约会” 。
我刚才只是打个比方,真正的“约会”要复杂一些 。因为钱是有时间价值的,越放越贬值,假如三个人来“约会”,谁都会想第一个拿到钱买房,为此,必须用合理的方法来弥补其他人的损失,比如先得钱者向后得钱者支付一定的利息,或者大家抓阄,让上帝帮忙做决定,谁的运气好,谁最先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