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与清政府的危机公关：曾国藩成替罪羊( 二 ) _天津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急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 ，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如果外国使馆人员向清政府控告、请求保护，清政府应“以查办为词以缓之” ，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 。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当然也反对洋教，但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他们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 ，到那时就会惹出大事，招致列强武力干预，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 ，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 ，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 。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 ，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天津教案与清政府的危机公关：曾国藩成替罪羊】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勘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