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与清政府的危机公关：曾国藩成替罪羊( 三 ) _天津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 ，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譞保护而送往京城。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 。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 。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4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 ，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慈禧的替罪羊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 。曾协助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 。而且，醇郡王奕譞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一种“道义上的力量” ，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而且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 ，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丁日昌曾感叹为朝廷办事的困难：“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自然容易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而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 “国家受无穷之累” ，而局外只会空谈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 “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朝廷这种“两手策略”相当危险。官员往往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各取所需” 。对亟须和平稳定环境才有自强机会甚至生存机会的清政府来说，维持局面的平稳至关重要。但有些官员却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想尽量“激励乡绅，激励众民” ，而一旦民众情绪被动员起来，便很难控制。而且，一些顽固派官员更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他们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据“道德高地” ，而置洋务派于“妥协”、“卖国”、万众唾骂的“道德劣势” ，以达削弱对手权势、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有可能成为清政府内部政争中为人所用的工具。不过，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治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所以，此时主张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譞，一些年后成为军国大政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醇亲王时，便不能不渐渐转而支持洋务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