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经营西域战略：成功打破C形包围圈 _西域

两伐大宛：汉武帝的武力开埠
仅用“丝路基金”开道是否就能摆平一切?答案是否定的。
无论是广义上的西域，还是狭义上的西域，从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民族，与汉朝的关系，最初不过是贪汉财物。这在张骞出使乌孙时可见一斑，乌孙王在面对琳琅满目的汉朝奢侈品时，竟然对张骞行了拜见单于一般的礼节。“因汉绝远”，所以西域各国怕匈奴多于怕汉朝，甚至抢掠、攻杀汉使。汉使的队伍，实际上是官方商团，除政府官员外，还有企业家、赐物、财货，掠杀汉使竟成了丝路小国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而匈奴在西域设有“僮仆都尉”，征收税负，征发兵源，小国稍有忤逆，随即大兵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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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先行的路子走不通了，还要亮剑，彰显军事存在。还是刚才提到的大宛国，有宝马，就是汗血宝马。汉武帝很想要，一方面，满足下自己的奢侈品收藏欲;一方面，要通过这种马改善马种。汉马和秦马类似，都是河曲马。这是一种挽马，多做力用，说白了是力畜，适合干农活儿。汉跟匈奴作战，河曲马不如蒙古马，因此在漠北决战后，汉亦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追歼。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能日行千里，无疑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国防利器。
汉使带着商团去了。除了丝路基金一千金，还有国礼：一匹金马。请贵国与汉通商，很有诚意吧?结果大宛稀罕汉朝财物，其结果是，汉使被杀，财务被抢，汉朝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起者，权威收到了严重考验。
强汉出手。汉武帝派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攻伐大宛。李广利遇到了一个问题：沿途各国坚壁清野，拒绝补给汉军。除非攻城，攻下才有粮秣。这样一路消耗，到郁成时只有几千人，被当地人杀败而还。汉朝第一次伐大宛，就这样失败了。
很多人认为因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无领兵才能。但笔者认为，这次失败主要还是因为汉朝轻敌了。第一，有人告诉朝廷，西域兵弱，三千汉兵一路杀将过去，就能尽数降伏。第二，属国骑，大抵是羌胡降兵，作战意志不如汉朝正规军。第三，充军的郡国恶少年，或许武艺高强，性格强横，但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兵将之间也熟悉不够。第四，仓促出兵，没有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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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失败彻底激怒了汉朝。如果不给大宛一点颜色看看，之前的漠南、河西、漠北三次会战的战果也将覆水东流!所以第二次伐大宛，汉武帝使出了压箱底的资本：“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同时，在酒泉驻扎了18万预备队，大兵压境，西域震动!
这次兵带的多，沿途小国没有做出坚壁清野的姿态。到了大宛城下，攻城甚急，大宛人杀了他们的王，开城投降。汉朝得到了汗血宝马。
笔者的家乡武威，是东汉文物“马踏飞燕”的出土地，按畜牧专家的说法，这马就融合了大宛马、河曲马、蒙古马的优秀之处，遂有后来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看来马种改良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汉朝伐大宛，是一次典型的“武力开埠+国际威慑” 。在此之后，西域各国才真正认识到汉朝的强大，并从与汉朝的互使往来中，获得了大量经济红利。在汉与匈奴之间的选择中，大部分西域国家会选择汉。这是汉与匈奴争夺西域过程中，第一次重大胜利。
汉朝的“盟国”与高铁
第二次重大胜利，则源于汉朝“远交近攻”策略之奏效。乌孙国在葱岭北，大宛、康居东，与汉朝不接壤，不会产生大的纠葛，但也不算太远，汉的羽翼差不多能罩到。乌孙常受匈奴欺凌，兵将较多，有一定作战能力。汉朝这次选择的方式，是和亲+战争红利。和亲的承载者，是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尤其解忧，足以跻身中国历史最佳女外交官之列。解忧一直在影响乌孙政局，促使乌孙和汉共击匈奴。如昭帝时，汉将常惠发兵乌孙兵，乌孙王自率五万骑从西方进入匈奴领土，斩首4万级，马牛羊驴驼70余万头，乌孙可自行支配战利品。在汉朝的主导下，参与战争，从中分得红利，也成为西域各国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往后，不单对匈奴，对西域内反叛汉朝的国家，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如陈汤、甘延寿击北匈奴、班超伐龟兹，基本上都大量征发西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