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司马光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决不能据此即认定他是一个顽固守旧者 。我们决无理由将异于王安石的变法者皆断为保守主义者 。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不难看到,司马光乃是一个典型的反王安石变法的变革者,是一个异于王安石激进型变革者的稳健型变革者 。司马光喜说“自然”,他以为“自然”便是“无为”,便是守常 。《迂书》说:“古之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之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天道是守常的,不变的,治“道何如而独变哉”?他认为“法不可变”,应以因循为务 。他曾致书介甫畅论老氏的“无为”政术,他说: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硙硙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 。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此岂老氏之志乎?(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
他认为介甫的变法是老子的政术 。他最喜汉初的黄老无为、“以因循为用”的政治 。史载神宗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事,问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可变乎?”司马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 。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 。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脱脱等:《宋史·司马光传》)这里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之语并不是在强调墨守陈规 。在司马光看来,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不可变的,而是要强调一种因任时势,法乎自然,反对刻意人为的精神 。故他批评王安石“用心太过” 。
“从司马光上述丰富深刻的变革思想及其主张,从司马光强烈沉稳的变革精神与气质看,司马光也应算是北宋杰出的变革者 。”(董根洪:《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第358页)尽管为了增强反对那打着“法先王”旗号的王安石“新法”的力度,他也曾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词滥调,但从其总体的思想倾向和长期的现实表现来看,司马光决不是泥古不变的顽固派,而是一位坚持儒学基本原则,稳健通变的改革家,将司马光定位为保守主义者是一个“证据不足,有欠公允”的判断 。
在司马光的视野中,王安石在政治上是一个“力战天下”“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之人 。尽管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彻底地否定,但却对其文章和人格予以肯定 。在神宗不堪各方弹劾压力,准备罢安石相位前征求司马光意见时,司马光并未落井下石,而是力陈王安石嫉恶如仇、襟怀坦荡、忠直耿介,有古君子之风 。王安石去世以后,刚上台任宰相的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 。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司马光:《司马温公集》卷六十三)后根据司马光“朝廷宜优加厚礼”之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一对中国十一世纪政坛上最耀眼的明星,共同的君子人格操守,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引发起了后世更为激烈的党争和关于北宋亡国之因的追思争议 。对两人政治立场的厚此薄彼亦成为后世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 。这一千年前的巅峰对决尽管以形式上王安石新法的尽废而落下帷幕,但当年那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后王安石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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