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天下香烟怎么看出厂日期和天下细支香烟如何看生产日期 _烟酒百科

魏涛（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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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个是极力反对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在北宋中期那个大变革时代，变法与反变法这两派对立的情势，到神宗时日益尖锐化。两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终至由暗斗而演为明争。当时王安石曾云：“切以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所异故也。……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
后人之同情王安石新法者辄说司马光之反对乃闹意气，而其实不尽然，他对很多社会问题的理解不同于介甫，而最重要的是他所服膺的政术的基本观念——“道”和介甫根本不同的缘故。（参见程仰之《王安石与司马光》，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1942年1月），收入《文史杂志》第2卷合订本）
关于司马光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借题发挥”而形成理论建构的评价的说法影响颇大。而这一评价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胡三省对司马光史论之评价有关。胡氏曾言：
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传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儒争维州事之类也。（《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胡三省该段带有强烈主观色彩之论一出，后人信为“确论”，大肆发挥，致使对司马光的评价日渐被政治化，由此成为批判司马光的充分根据，胡氏所提之“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儒争维州事”要么从时间上可判定无关，要么根据司马光自己言论可推断当与王安石变法无关。（参见杨渭生《试论司马光的学术思想》，收入《宋史研究论集》第一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7-48页）胡三省将司马光的学术与王安石变法牵强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对后世有关王安石、司马光学术思想的评价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消极影响。反观熙丰变法和元佑更化的历史实际，不难发现，王安石与司马光之所以在政治上形成“冰炭不可同器”之对立，固然有时代和个人性格等偶然因素的牵绊，但从根本上看，当与两人在哲学思想上的诸多分歧恐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加之作为理学集大成者、也是作为后世官方哲学的奠定者朱熹，对王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的否定而对其政治操守与道德文章肯定的双重评价，被元代史臣断章取义而化约为对王安石的全盘否定之影响，形成了在梁启超《王安石传》诞生以前，数百年间对王安石进行总体否定的主流看法。到底如何形成对王安石的客观评价，乃成为时至今日，在宋史学界、宋代哲学史研究界依然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以下从两大方面，对该问题进行简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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