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日本通过中国学西方：海国图志被惊为天书 _日本

2014的甲午年再来，很多人在去年早已迫不及待地联想到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正式宣战于1894年8月1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而我却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初看《甲午风云》这出戏的情景;像我这一代的老华校生和“建国一代”的多数人当中，这出戏埋藏了他们往昔的一段民族感情和民族仇恨。
这是中国长春制片厂出品的爱国电影，当年还在念小学的我有一天被一位年高一班的同学拉去看这部片子，还记得他说：“看《甲午风云》的人看了都会鼓掌。”果然当看到大清海军将领邓世昌管带的“致远号”开炮击中日本海军“吉野号”时，戏院里的观众都兴奋地鼓起掌来。记得我并没有跟着鼓掌，也许是当年对历史背景不甚了解，“爱国”情操还未成熟，倒是饰演邓世昌的李默然三个字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
今天中日因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纷争关系越闹越僵，“中日必有一战”的看法在两国民间都有市场。
本报专栏作者薛理泰(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在《安倍强势作为北京得大于失》" target="_blank" >《安倍强势作为北京得大于失》一文引述《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谈到“处理一场军事危机，头等的办法是斗智，以谋略挫折对方的战略意图，二等的是在折冲樽俎的外交行动中制胜对方，三等的是以军事突袭击败对方，最下等的是攻城掠地。”
熟悉中国古典名著的日本人对《孙子兵法》肯定不会陌生，如果他们也同样信奉“上兵伐谋”这个道理，那就是好事，这表示中日双方都打不起来。
最近时常看到这样的论调说，在近代史上，日本曾经两次打断中国的崛起之路。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为洋务运动送终。第二次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把中国拖进八年抗战，再一次阻断中国的崛起。所以，“这一次绝不能再让日本得逞!”
其实，中国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咸丰十年，又称“自强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明治之初)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前者还早了几年，中日两个学生同时拜西方文明为师，哪个比较有长进，一场甲午战争便分出高低。说甲午战争坏了大清洋务运动的好事，我不敢苟同。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掀起学习日本之风，但事实上，日本在19世纪中叶倒是先通过中国学习西方，这全拜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魏源(1794－1857年)所赐，他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1843年，魏源完成了以知夷、师夷、振兴军备为核心理论的《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军事教训，整理成有系统的军事思想。在当时顿时成为大清有先进意识的读书人的百科全书，悲哀的是，这本书却不受朝廷重视，因为守旧顽固派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夷狄”的赞美，有者甚至建议烧掉它，这本书的命运预示着大清帝国接下来的国运。
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六十卷本被翻译成日文，日本人惊为天书，认真学习之，通过此书了解西方的长处，它被奉为加强海防的经典著作，为不久后开展的明治维新作出了贡献。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人。所以，洋务运动到底是断送在甲午战争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手中，真是一笔说不清的历史烂帐。
甲午战争是日本在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战争，当时的大清帝国被“小日本”击垮之后，革新志士如康有为在1895年为了劝阻朝廷拒签《马关条约》，而联合一千多名读书人，由他执笔起草了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建议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康接着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掀起维新运动的热潮。维新分子很快收拾起甲午战败的悲情，痛定思痛，反过来向日本取经，学习强国之道，康梁师生两人还曾经想要邀请伊藤博文当大清政府的维新顾问，从之前的“师夷”变成“师倭”，就像武侠小说常有的情节，一个自以为武功高强的人被高手打败了，心服口服，转而拜高手为师，这在当年中国人还视非我族类的外国人为“夷狄”的时代，转向日本学习简直是非常前卫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