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才
对人才的重视、尊重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 。他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天下之才皆为他所用,集中大众的智慧 。他相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 。在怀念一代名臣魏征时他还说过一段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些,都是唐太宗留给后人的闪烁着光芒的智慧和宝贵财富 。他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曾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 。
企业用人,关键在于看得准、用得对 。这样,人才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否则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见 。唐人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发现人才的“伯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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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才
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典型的“逆才”,他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威仪扫地 。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 。可唐太宗一贯将魏征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尴尬之后,将《十渐不克终疏》列诸屏风,朝夕瞻视,并作为其当朝执政的座右铭 。正因有魏征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
在企业中只有相信下属,用人不疑,才能与下属建立起密切关系,上下一心,做好事情 。每一个下属,都渴望获得领导者的信任 。如果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下属就会受到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
三、爱才
唐太宗选贤任能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问出身 。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魏征则是政敌李建成的谋臣 。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流砥柱的人物,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同时,唐太宗既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高士廉等人,也重用庶族地主张亮、侯君集诸人,打破了魏晋以来任用士族地主为官的定制 。更为可贵的是,他敢于冲破民族偏见的藩篱,选拔少数民族人才 。如贞观六年,任铁勒族酋长契何力为领军将军;贞观十四年,封突厥族阿史那忠为大将军;后又封突厥执失思力为安国公 。
李嘉诚由一个出身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企业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其用人之道 。李嘉诚的企业取名“长江”,就是基于其不择细流,有容乃大 。精于用人之道的李嘉诚,不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胆起用不同才能的人,而且在企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注重任用经验丰富、极具专长的“客卿” 。他的“智囊团”里既有朝气蓬勃、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又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客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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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真情
“先存百姓”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唐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亲眼看到庞大的隋朝迅速崩溃,为避免重蹈隋亡覆辙,安邦定国,唐太宗首先确定了治国的大政方针 。这种“存百姓”的思想就是他吸取隋亡教训、探讨历代兴亡更替得出的最重要的治国思想 。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从而认识到存百姓就是要让百姓生活安定,只有安定百姓,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才能富强,这是最重要的“为君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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