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盘古开天地 ， 三皇五帝到如今 。”无论是官修正史 ， 还是民间传说 ， 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一直都是这样被讲述的 。尽管有字可查的文献典籍最早只能追溯至东周时期的记载 ， 就连身处其时的孔子说起前尘旧事也称：“夏礼 ， 吾能言之 ， 杞不足征也；殷礼 ， 吾能言之 ， 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 ， 足则吾能征之矣 。”但在漫长的岁月里 ， 这并未威胁到国人对上古文明的信念 ， 更或者对于帝王天下的碌碌臣民而言 ， 如此遥远的时空也许根本没那么重要 。
左：灰陶盉 ， 夏代 ， 二里头遗址出土 。图/FOTOE 右：铜爵 ， 二里头遗址出土 ， 有“华夏第一爵”之称 。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直到时光的脚步走到清末 ，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倏然而至 ， 全新的世界与时代图景如同一声惊雷 ， 打破了天朝黄昏最后的宁静 。面对冲击和溃败的焦虑 ， 连同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和确认 ， 促使着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向固有的历史叙述投去重新审视的目光 。从康有为的“上古茫昧无稽” ， 到胡适的“东周以上无信史” ， “疑古”逐渐成为一时风潮 。
在这一过程中 ， 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释读 ， 殷商王朝的存在借由实证得以确认 。王国维甚至不无乐观地做出一种推论：“由殷商世系之确实 ， 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 ， 此又当然之事也 。”一定程度上 ， 商的证实的确提升了传统文献的可信度 ， 部分地赋予了研究者重建古史自信的依凭和底气 ，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便如是写道：“《史记·商（注：应为殷）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 ， 知其不虚 。《商本纪》诸帝王可信 ， 《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 。”然而 ， 这终究只是一种保有“温情与敬意”的逻辑推演 ， 缺少考古事实支撑的夏王朝以及更早时期 ， 依然难以在普遍范围内被当作信史接受 。例如 ， 与钱穆几乎同时开始编著各自通史作品的郭沫若、张荫麟 ， 就仍只将商作为开端 。
在对夏文明发出挑战的行列中 ， 最为知名的当属顾颉刚 。1923年 ， 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将禹定位为了神灵动物 ， 认为古史中的夏禹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后来 ， 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尽管几年之后 ， 他通过《答柳翼谋先生》一文和《古史辨》第二册的自序 ， 申明自己已放弃这一假设 ， 但同时又强调“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在其后的观点中 ， 顾颉刚坚持认为文献所涉及的夏史人物及事迹多出自后人编造 ， 虽未质疑夏的客观存在 ， 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夏史伪史论 。
顾颉刚之论在当时即产生了巨大影响 ， 一场随之而起的“古史辨运动”更是一举为初兴的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基本的学术版图 。不过拥趸蔚然 ， 异见者亦不鲜见 ， 从西洋哲学转向古史研究的徐旭生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看来 ， “（顾氏）走得太远 ， 又复失真 ， 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 。”从1938年起 ， 他耗时四年将“古史上的传说材料予以通盘的整理” ， 以一本力透纸背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细数了古史辨派的研究缺陷 ， 并重新建构起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基本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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