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发生后，他们靠着什么度过了72天最终等来了救援？ _空难

1972年10月12日，乌拉圭的一支业余橄榄球球队老基督徒球队租用乌拉圭空军571号包机，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纳多·帕拉多，时年23岁，是当时老基督徒队的一员。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出发去圣地亚哥的前夜，队长告诉我们，飞机上有十个空座位。如果谁愿意带家人或者朋友，那就去吧，他们可以免费坐飞机。”于是帕拉多带上了母亲泽尼亚和妹妹苏茜，他没有想到，这却是一条不归路。
?当天，飞机飞到安第斯山脉附近时，天气变得很糟。飞机在阿根廷的门多萨临时降落。第二天早上，飞机从门多萨起飞，飞往圣地亚哥。下午3点多，飞机突然开始轻微颠簸。大部分乘客并没有在意，但是飞机颠簸得越来越剧烈，甚至连飞行员也没有意识到，此时飞机已经偏离了航线。此时，整个山脉上空云层密布，飞机按计划应横过安第斯山，到库里科去，之后再转向北，飞往圣地亚哥。然而，在茫茫云海中，飞机撞上了安第斯山脉深处的一座无名山峰，飞机尾部被撞飞，机身前半部分顺着山坡滑落。由于特殊的U型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最终停了下来。45名乘客，33名得以幸存，包括帕拉多和他的妹妹，但两名飞行员都不幸遇难。没有人能告诉这些幸存者他们当时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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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天渐渐亮了，意识也随着血液慢慢流回我的大脑，我听见周围有人声。眼前的影子渐渐化成一个人的脸，我看到一对深褐色眼睛上面的一蓬乱发。我慢慢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头，发现头发被干了的血块粘在了一起。周围的人在轻轻地耳语着，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掉进了大山里。机上45人活下来的只有28人，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和与我同行的母亲都死了，19岁的妹妹苏西奄奄一息。到了第8天下午，我用手臂揽着苏西，突然感觉到了她的变化，她脸上的忧愁渐渐淡去，然后停止了呼吸。我从没有过这么强烈的孤独感，我才只有22岁，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我们中的多数都只是些从18岁到22岁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然而我们却被抛弃在这荒山野岭中，饥饿、伤痛，还有寒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空难发生后，他们靠着什么度过了72天最终等来了救援？】?
机上的副驾驶员在生命垂危之际曾喃喃道：“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库里科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面100英里的一个小城市。照此推断，只要越过西面最高的这座山峰，向西就是智利。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首先要想办法活下去。进入冬季的安第斯山，决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寒冷折磨着我们，高山空气稀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高山的阳光充满了强烈的紫外线，嘴唇和皮肤都起了泡，厚厚的积雪让我们举步维艰，稍一走动，雪就没到臀部。坠机后，队长马塞洛召集未受伤的人组成搜救小队，将几十个被困在机身里的乘客解救出来。两个学过医的队员罗伯特和古斯塔沃帮着照顾伤员。有的人伤得很重，一个名叫恩里克的球员被一根6英寸的钢管刺穿腹部，古斯塔沃替他将钢管从身体里猛拉出来时，连带着拉出了几英寸长的肠子!但性格坚韧的恩里克不顾自己的伤痛，马上又去帮助其他人。
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峰，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 。第一夜，5个重伤的幸存者在严寒中死去。空难幸存者爱德华·斯特劳克回忆起第一夜的经历时说：“我们把所有尸体从机舱拖到外面，这样我们在机舱里就有更多的空间。”这些幸存者用摔坏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飞机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把飞机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来缝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晚上所有人挤在一起，脸对着脸睡觉，这样呼出来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面人的脸上。我们都带有打火机，可以轻易地生起火来，但身边却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我们甚至烧掉了我们所有的纸币———大约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来取暖。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挡不断有人死去。在夜晚，飞机残骸外面的温度低至零下30℃，飞机里面的温度也只有零下25℃ 。帕拉多说：“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然而，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苏茜还是在空难发生两天后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