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胶济铁路：胶济铁路百年前托举济南崛起 _铁路

1901年4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就变法问题上奏清廷，陈述自己的主张。在涉及财政问题时，袁世凯以为：“西方各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采矿、修筑铁路、兴办商务、开办金融机构等行业。近年来中国的筑路、采矿等行业，都已开始兴办，而要获得实际的收效尚需时日。因此，面对当前朝廷财政窘迫的局面，较为有效的途径应是发展商业……”
袁世凯上奏时，清廷正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对内是义和团运动虽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却严重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基础；对外是庚子事变后，清廷面临着巨额战争赔款，兼之甲午以来对外屡战屡败的结局，造成国力、国库的严重空虚。这时，为维护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朝廷，清廷上层被迫拾起维新志士用鲜血染红的“变法”方案，试图“渐致富强”，转变自身的颓势。在统治上层的支持下，身为洋务派先锋的袁世凯顺时而为，从教育、实业、军制、吏治、财政等方面提出了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主张。本文开始提及的奏议，正是袁世凯在财政方面的意见。在袁世凯看来，要解决目前朝廷财力支出的窘境，必须学习西方，在继续发展筑路等行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商业。此时的袁世凯，正在山东任职。他的这番话，自然是针对山东的局势有感而发。
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山东，正处于德人的垂涎觊觎下。1898年，德国强迫清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占青岛，攫取了修筑青岛至济南即胶济铁路及沿线开采矿山的权利。显然，按照德人的计划，他们绝不会安于胶州湾一隅，而是以此为基点，将贪婪之手伸向广阔的山东腹地。条约签订后，德人随即开始修筑胶济铁路。但在筑路的过程中，中德双方发生了许多冲突。
【袁世凯与胶济铁路：胶济铁路百年前托举济南崛起】修筑铁路需要占用大量耕地。按照当时的做法，耕地被占用的乡民，均应给予一定的补偿。但在此过程中，却有许多补偿款被德方雇佣人员私吞，严重损害了乡民的利益。同时，铁路经过之处，发生了野蛮挖掘坟墓的事件，伤害了中方居民的情感。对于德人漠视己方的态度，中方居民或隐忍不发，或因怯弱不敢告官，但即使诉诸官府，也因官员守旧、缺乏与外人交涉的能力而难以维护乡民的权益。在自身利益不断受到损害的局面下，乡民与德人的矛盾终于在1899年以流血暴力的形式爆发了。
胶济铁路
这一年，胶济铁路修至高密境内芝兰庄一带。这里的地势北高南低，一经东西走向的路堤穿越，雨季时容易在路堤北部造成积水，对乡民收成造成不利影响。对此，乡民多次向工程部门反映，请求在修筑这一段铁路时多开涵洞，尽量增加泄洪量。对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路方却置之不理。在自己的愿望难以得到实现、铁路却即将修筑到此的情况下，从1899年夏天开始，乡民开始逐渐聚集起来，阻挠铁路的修建。不久，素来对华人蛮横无礼的德国驻胶澳总督叶什克派兵镇压，芝兰庄死伤村民百余名。随后，德军得寸进尺，窜入高密县城，肆意烧杀抢掠。面对德人的侵略，山东巡抚毓贤却答应赔偿德人损失，并下令禁止乡民阻路的举动。德人的暴行与地方官员的无能进一步激化了中德双方的矛盾，事态被不可避免地扩大了。1900年初，武生李金榜率领3000余人冲击铁路施工现场。事态发展至此，山东的地方官员根本无力应对，而德人已开始威胁要以武力解决，逼迫清政府出兵镇压。此时的山东当局，无疑已因一段铁路的建设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这却为即将上任的洋务派官员袁世凯提供了绝好的施政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