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哀牢山事件背后的地质人｜一个女地质学家的四十四年( 二 )

“腿上摔的、划的口子密密麻麻，干这行之后，我再没穿过裙子”。曾经的艰苦经历在付小方身上留下不少伤疤，她却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讲起过往她总是带着笑声，语速极快，掩饰不住地兴奋，“有一次两个车胎同时爆了”，双手一拍，“啪!来了个双响炮!”
三十年过去，如今，进藏之路已无当年波折，越野车驶进穿山隧道，车速慢下来，橘黄色灯光映进车里，给野外作业必备的羽绒衣、棉帽、围巾笼罩上一层温暖光晕。
地质人的浪漫与孤寂
下午2点，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上，十几名施工与科研人员纷纷围着钻机忙碌，即将进入12月，岩层将被冻得更加坚硬，再不抓紧施工，恐怕要等到来年的春暖时节。
北大地质学博士孙丽静戴着动物造型棉帽，捧着卡通水杯，缩成一小团，正蹲在雪地里清点样本。
几十盒圆柱体岩石样本被塑料布盖住，每取出一段岩石，她和同事就要进行初步标记，待稍晚运回实验室进一步分析。为此，她已经在山上守了近一个月。
山上的一切和年轻女孩的面容都极不相称，工地里的雪掺着尘土，走起来磕磕绊绊，灰黄色棉布搭起的简易帐篷里，一盏灯泡摇摇欲坠，取暖设备只有一个煤炉，纯净水是从山下运来的，要节省着用，就连卫生间也只是塑料布围出的一小块空地。
谈及选择地质工作的原因，孙丽静没有思索，小圆脸上带着笑，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喜欢嘛”。
许多年前，付小方也曾给出过一模一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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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付小方与孙丽静在折多山上查看地质样本。新京报采访人员马延君摄。
17岁时，在部队大院里看到电影《年青的一代》，地质队员不畏艰险，在青海高原上为国家寻找矿产的故事，让她对地质工作心生向往。
19岁时，付小方加入攀西地质大队，前往攀枝花从事岩矿鉴定、选矿试验等工作，他们勘探的矿石将被用来锻造钢铁，那是当时急需的资源。当时正在开展攀枝花钢铁大会战，军人出身，曾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大凉山的父母理解女儿的热情，没有阻拦。
地质队少见女生，第一次随队野外调查时，付小方和男队员同住一个帐篷，她不好意思躺在男队员中间睡觉，在帐篷外磨磨蹭蹭，领队看出她的窘迫，用行李隔出一个空间，才有了她休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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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付小方在雅江县苦乐村做取水样的准备工作。新京报采访人员马延君摄。
但付小方知道，“工作起来，就不能分男女”，每次野外调查回来，地质队员都要背几十公斤重的石头样品，男人背多少，她也背多少，最多时，她一个人背了25公斤的石头，而她当时的体重只有40公斤。工作一段时间后，付小方考入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地质调查专业。
1987年毕业时，已经成家，刚有了孩子的付小方本可以到税务局工作，但她左思右想，还是申请加入了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嘛”。
来到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后，付小方想进入院里的高原研究室，又怕自己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会被研究室的人当成“累赘”，试探地提出了申请。没想到时任研究室主任侯立玮二话没说答应了她的申请，“可以啊，很欢迎”。
“老同志的心态还是更开放、包容一些，一切以工作能力为先。”为了侯老师接纳自己的信任，四十多年来，付小方没有因为家庭、孩子请过一次假。两个月后，项目组上高原，付小方将儿子放到托儿所，收拾行李随队出发，一走就是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