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宋代名相韩侂胄，落得个函首安边 _生活百科

自宋朝靖康南渡后，南宋王朝与金对峙时，“和”“战”主张便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在强敌当前时，不管有没有力量，凡是主张“战”者，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哪怕自不量力，但民间的评价总是较高;相反，主张“议和”总是与丧权辱国、胆怯畏敌甚至汉奸形象联系在一起。
若以个人的公共形象与历史评价考量，一个大人物主战比主和的风险要小得多。
其实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个强大的王朝也有过不得不议和的屈辱往事。汉初有高祖白登山之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靠“和亲”来维系与匈奴的关系;陈寅恪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说：
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
后来因为汉武帝时国势强盛，彻底击败了匈奴。唐朝自太宗开始，通过五次与突厥的战争，彻底击败东、西突厥，唐朝皇帝被游牧民族奉为“天可汗” 。于是，当初的屈辱历史在胜利后反成为卧薪尝胆的佳话。宋朝的军事实力历来受人诟病，南宋以后更是胜少败多，长期处于弱势。越是弱势，越忌讳于和谈。而不惜一战的调门反而能博得喝彩声。
韩侂胄的悲剧很具有典型性。
韩侂胄(1152年-1207年)，字节夫，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他出生名门，是魏郡王韩琦的曾孙。韩琦是北宋名臣，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人称“韩范” 。后又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 。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祖上有大功不同，韩侂胄能居于高位，不是治国安邦有什么出众的贡献。他是宪圣皇后吴氏之甥，恭淑皇后韩氏叔祖，是外戚。他以恩荫入仕，也不像韩琦那样进士出身，是考出来的。淳熙末年他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绍熙五年，与宗亲赵汝愚等人策划绍熙内禅，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初封开府仪同三司，而后官至太师、平章军国事。可以说，外戚的裙带关系和关键时刻的投机让他位极人臣。
这样的大官手握重权，但并不爽。官场人不服气，民间也有非议，时人议论，“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时时乘间窃弄威福” 。韩侂胄必须立一件不世之功，才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历朝历代，最大的立功是收复失地或扬国威于境外。汉武帝为了让宠姬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封侯，不惜举国之力，让李广利带兵远征大宛，夺取汗血宝马。
从岳飞被高宗、秦桧君臣害死后，到韩侂胄当权已有六十余年，南宋与金国维持了一个甲子有余的和平。当然，和北宋、辽国的关系不一样，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对宋朝君臣来说，当然是一种耻辱。北伐击败仇敌，恢复中原当然是一种看起来无比振奋的调门。对韩侂胄来说，如果能北伐金国成功，那将是宋代开国以来第一大功臣。
正好即位的宋宁宗也想北伐，一洗祖先的耻辱。加上当时有名望的文人——如辛弃疾、陆游莫不鼓吹北伐。辛弃疾词中叹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陆游时时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自励。
庆元三年(1197)，慈福皇后将杭州西湖边的南园赏赐给韩侂胄，当时韩发动“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借机来打击政敌。而陆游因为韩侂胄主战，不惜被士林耻笑，写《南园记》，大段叙述韩侂胄曾祖韩琦(谥忠献)的功业，然后笔调转向韩侂胄能有乃祖之风并能光大之：
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而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迄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于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或曰：“上方倚公若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与公之自处，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功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