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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流程公开发展规律
如前所述，中国法院的流程公开是在实践基础上逐步摸索完善的，从2013年具有标志性的《若干意见》到2018年的《规定》，全国法院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跨越式发展。在一些理念、技术上我们充分发挥出后发优势、做到了弯道超车，但仍须清醒地看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是思想认识还需解放。未曾参加过诉讼的人，是不了解、也很难了解到法院的工作模式的。最有效的了解渠道，便是他亲身参与到诉讼中去，并且，他还会把在诉讼中的感受传导给身边的人。这就如同盲人摸象，法院做了哪些工作，让当事人知道什么，在他们的印象里，法院就是怎么办案的，久而久之，社会印象就形成了。所以，个案中扎实的流程公开，是构建法院与当事人、公众之间良性互动、深度互信的必然选择，只有审判过程透明、规范、公正，人们才更容易认同裁判结果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当然，流程公开会暴露缺点和不足，但理性的、善良的当事人终究是占主流的，社会也是有宽容度的，法院若是希望公众理解，就要想方设法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自己，有了认识才能谈信任和理解。回看裁判文书公开发展历程，从各方质疑到共享红利，充分证明坚定不移的公开决心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其意义远大于特定时期的公开能力。流程公开需要经历阵痛期，才有契机和动力有针对性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阶梯式的发展过程。
二是辐射效应还需重视。全国法院正处于深入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时期，司法公开作为具体改革举措之一，对周边领域的辐射效应日趋明显。《规定》第九条将诉讼文书纳入了公开范围，从表面看似略显多余，但诉讼文书是还原诉讼活动全貌不可或缺的内容（特别是民事、行政案件），公示这些材料有助于辅助诉讼参与人梳理诉讼脉络，还可以便利诉讼参与人自由下载备份。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帮助法院、诉讼参与人养成使用电子诉讼文书习惯，以摆脱纸质卷宗制约（互联网法院已实现“无纸化”审判），这对于普及电子卷宗具有极大促进作用，而电子卷宗则是建设智慧法院的基础工程之一。再比如，实行法官员额制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法官员额应该如何配置？再一个是法官业绩应该如何评价？截至目前，很多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适用于本辖区的“工作量折算标准”或者“案件权重系数”，大体上实现了不同审判专业、不同类型案件之间的横向比较，作为法官员额配置和法官业绩评价的参考。以上海法院为例，他们把全市法院一定时期各类案件卷宗电子化，抽取审理时长、笔录、审理报告、裁判文书等流程数据进行大数据测算，以此作为基础系数，再考虑影响审判质效的相关因素，设置浮动系数。那个时候，流程数据尚不丰富，但上海法院能够因陋就简、以此切入，显然是了不起的。随着流程公开走向深入，流程数据的规模会越加庞大、结构会越加精细、质量会越加可靠，它势必将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程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是前进步伐还需稳健。从国际上看，流程公开已经是一种通行做法，比如，在美国，公众可以通过法院官方网站，或者法院档案公开访问系统（PACER）、案件管理/电子档案系统（CM/ECF）自由获取案件档案（包括各方书面材料、审判流程记录、法院文书和法院令、开庭信息、庭审录音等）。一些州法院网站更新速度非常快，能达到每二小时更新一次。美国法院系统做到今天这一步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构建起了由《宪法》《电子政务法》《隐私权法》《联邦最高法院规则》《司法会议关于开放案件电子档案的私人查阅与公开的决定》等组成的公开制度体系，对于各类案件档案的查阅主体、查阅范围、法律依据，列举得非常详细。正如那句“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二十年前，美国法院系统的司法公开一定不是今天这样，万物总是有它的演进规律，基础还得一步步稳扎稳打。比如，考虑到我国法律就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尚无明确表态，对于流程公开对象是否能拓展到公众的问题仍须慎重对待，宜由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地制定司法文件补位，以确保公开活动至少不偏离现行法律框架。
《规定》对于流程公开是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若干意见》以来，流程公开的探索阶段已经结束，从《规定》施行之日起，流程公开要驶入规范化、标准化、体系化的高速轨道上来。随着时间推移，法院系统、社会各界对于流程公开的认识定会不断丰富，尤其是引发诸如司法行为数据研究、司法公开资源整合等新鲜话题作为谈资。不过，我们还是要牢记司法公开的初衷：它不仅仅是让人民群众围观司法，更重要的是让各种力量博弈能够在法庭这个舞台上尽情施展，让人们坚信，面对争议时，通过司法可以获得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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