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有何显著特征？ _生活百科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
本纪
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德宗至文宗，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多寡加减、编纂而成，与前半部已有现成帝纪可以直接引用的情况不尽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贾纬《唐年补遗录》65卷。《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史臣曰” 的第一句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 。我们知道，唐宣宗实录在唐代没有纂成。唐昭宗时，裴庭裕“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目为《东观奏记》，纳于史馆。”今本《唐会要·修国史》中的这一记载，在整部《旧唐书》中只字不见，而且连裴庭裕这个人也未提起，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人、其书，这个“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贾纬了。因为后晋史官中，只有贾纬为纂修唐史、补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撰有《唐年补遗录》。同样，《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 。这更证明，《旧唐书》武宗以下的帝纪是采自贾纬之书，并无裴庭裕《东观奏记》。
志
有一个以往都未曾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唐代关于“礼法之沿革”的几部主要撰述，《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后晋时却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卷五五九、《旧五代史》卷七八中，都有一段关于修《大晋政统》的记载。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云：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其事虽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几部撰述后晋时显然尚存。除了《礼阁新仪》外，其余都可以在《旧唐书》的纪、志、传找到它们的纂修情况和内容简介。前、后《会要》，即苏氏兄弟《会要》、崔铉监修《续会要》，为今本《唐会要》的前身。这类有关“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无疑是《旧唐书》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别来说，大体可以作如下概括：礼仪志7卷，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王彦威《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参照了《通典·礼典》。音乐志4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了《通典·乐典》;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并参照了前、后《会要》、昭宗时的有关奏议;志三、志四为后晋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是修史计划中作有规定的。历志3卷，应当本于韦述《唐书》，这可从其序文中找到线索，即所谓“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 。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四二至四四的相关记载同，显然采自前、后《会要》;志下“灾异编年，至德后”，不少见于各帝纪，当采自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及司天台有关记载。五行志1卷，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极有可能是采自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职官志3卷，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后晋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德宗时的变革，主要录以当时的诏敕。舆服志1卷，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又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料来源。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而成。食货志2卷，为最初总体规划中所无，在纂修过程中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有较深入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记内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韦述《唐书·食货志》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则是前、后《会要》。刑法志1卷，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为主要史料来源。总括起来说，《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料来源，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