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弃用名臣周谷之误：不同的人才牌该如何打？( 二 ) _人才

孙权重用吕范、抛弃周谷，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集权的一种憧憬，此后直到去世，他一直试图改变这种落后的分权制、采地制和兵权世袭制，但收效却是有限的。应该说，孙权的愿望是好的，也符合公司发展大计和他本人的利益，但即便如此，周谷仍然是个可以“收所长而弃所短”的“会计”人才———
从史料上看，吕范是“移民”身份，原籍汝南细阳(今安徽太和)，在孙策手下不仅是“异地做官”，而且弄不好还在试用期内，事事小心既是品德和个性的表现，也多少有自保痕迹，不得不时刻担心被砸饭碗，如果在其家乡汝南当“会计”，会否仍这样规矩，恐怕也不好说;周谷却是周氏子弟，而周家的郡望正是阳羡，也就是说，他是土著做官，出身不俗，胆子更大、点子也更多，实际上有些“地头蛇”的有恃无恐成分。
鉴于此，把周谷从“老窝”阳羡弄出来，平调到远离家乡、宗党的外地任职，并配上合适的副手，辅以完善的审计监督机制，他善用规则、敢于任事和精通理财的优点便可以充分发挥，而喜欢耍手段、钻空子的人格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约束。
不仅如此，在一些特殊岗位，敢花钱、敢负责任、不计较小账，反倒比循规蹈矩的“会计”更能派上用场。
中国古代买卖人和“会计”们共同尊奉的偶像和祖师爷，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报仇成功，后来功成身退、弃官经商，并成为著名富翁的陶朱公范蠡。范蠡晚年住在陶(今定陶)，二儿子因杀人被楚国关押，要花钱打点，范蠡本想让刚成年的小儿子去，当了他多年助手、精明能干的大儿子觉得自尊心受伤害，坚决要去，还抬出老娘当说客，范蠡迫不得已只得放行，却立即着手给二儿子准备后事。结果二儿子果然没能救出。当范夫人问他“怎么知道大儿子不行小儿子行”时，范蠡解释说，大儿子曾跟他历尽坎坷，懂得钱财来之不易，花钱时势必精打细算，可二儿子的确犯了死罪，如此吝啬自然打动不了楚国那些贪官;相反，小儿子生下来就享尽荣华富贵，认为钱来得容易，到了楚国必定出手大方不计较小账，这样反倒能把老二救出来。
“小家”如此，“大家”也一样。楚汉对峙时出名人品不好、手脚不干净的陈平，在项羽手底下搁哪儿都不放心，到了“善将将”的刘邦手下，给安排做敌工、策反和情报工作，经费包干，细账不管，结果这位“不合格会计”如鱼得水，为刘邦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替代的丰功伟绩。由此可知，没有不能用好的会计，只有不会用人的主官。
“大账”与“小账”的平衡
王朝也好，企业也好，都会遇到“大小账”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兼顾“公司大账”和“老板小账” 。
有些人能力超群，可以“大小兼顾”，比如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萧何管后勤和财政，既能确保汉国财政不因连年战事而崩溃，保证几十万远征军的军需，又能让讲究生活品质的刘邦喝得起酒，泡得起妞。
但绝大多数“会计”，却只是个“专才”：要么善于管“大账”，财政收支可以搞得得心应手、收支平衡，“大老板”的“小金库”却打理得一塌糊涂，比如唐代中期的名相李泌，能让被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搞到支离破碎的国家经济恢复稳定，却总也管不住唐德宗李适追求私房钱的小心思;要么善于管“小账”，能把“老板”伺候得舒舒服服，小金库运转得风生水起，可绝不适合管理“公司大账”，比如那个臭名昭著的杨国忠，算小账是绝对的一把好手，陪着唐玄宗李隆基赌钱，输赢多少，随口就能报出个准数，管理宫中小账，也弄得井井有条，被李隆基亲口封为“好度支郎”，意思是“模范会计”，可这位“模范会计”被提拔掌管全国财政，却既鼠目寸光，又贪得无厌，最终把好端端的“开元盛世”，给败成个一塌糊涂的“安史之乱”，“老板”给他连累得抛家舍业，做了七八年“游客”，他自己更落得个全家遭难、尸骨无存的凄惨结局，真个是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