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墓者诛：历朝历代如何严厉惩治挖坟掘墓？( 二 ) _生活百科

在宗法制长期有规范性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杜荀鹤：《题觉禅和》)，表明这种道德规范也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节丧》中写道，厚葬形成风习，于是“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而自然会因此诱发“奸人”盗墓行为，“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可知当时对于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也见诸史籍。《淮南子·氾论》写道：“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据说往往“立秋之后，司寇之徒继踵于门，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可知执法是严格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盗律》规定，“盗发冢”与伤人致残、讹诈、杀人及拐卖人口等同罪，都应处以磔刑。
《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汉赵记》曾记载了一位名叫张卢的男子在死后二十七日，有盗发掘其墓，张卢竟然苏醒的故事。说张卢复活后询问盗墓者姓名，郡县行政长官以为盗墓行为虽然原本属于“奸轨”，但是“(张)卢复由之而生，不能决。”豫州牧呼延谟将这一案情报告给皇帝，皇帝下诏说：“以其意恶功善，论笞三百，不齿终身。”盗墓行为原本应当严惩，只是张卢因此意外复生，才使得断案具有了复杂性。有的法律史学者将这些资料看作当时有制裁“发墓”的法令的例证。《魏书·高宗纪》也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太安四年(458)冬十月，“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
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它明确规定：各种盗掘墓葬者，罚处劳役，流放远方;已经打开棺椁的，处以绞刑;盗掘然而尚未至于棺椁的，判处徒刑三年。其墓葬已被破坏以及尚未殡葬而盗损其尸柩的，判处徒刑二年半;盗取死者衣服者，罪减一等;盗墓取中器物、砖、版者，与一般盗窃罪同样处罚。对于真正的“发冢”，处置是十分严厉的。同类罪罚，“刑名轻重，粲然有别”，反映了有关法律经多年实践检验而日臻成熟。对于冢墓、棺椁、尸身造成毁伤的行为都有不同的处罚条文。甚至是损害陵园墓茔内草木的行为，都要处以徒二年和杖一百刑罚(《唐律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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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开劫坟墓”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以及“关连”、“逆党”等同样，被列为最严重的罪等之一，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据《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六月戊戌日颁布的诏书中，有关于司法的内容，要求京城及各地关押的全部囚徒中“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应甄别罪行轻重，酌情尽快释放，不再囚禁。两年之后，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狱”之举，但对于“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则不能“疏理释放” 。又过了两年，唐懿宗因佛骨至京，再次宣布减免天下刑囚罪等，“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可见，即使在逢遇特殊庆典盛事，每有减罪赦刑时，“开劫坟墓”作为重罪，也不在其列。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盗墓的严厉打击，比汉人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史·太宗纪》记载天会二年(1124)，“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著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态度之严峻。《金史·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尚书省上奏，“盗有发冢者”，金世宗说：连功臣坟墓也有遭遇盗掘者，这是因为没有“告捕之赏”，所以犯罪者肆无忌惮。“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切实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