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墓者诛：历朝历代如何严厉惩治挖坟掘墓？( 四 ) _生活百科

据《新唐书·张弘靖传》，唐穆宗长庆年间，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保留对安、史的崇拜，甚至尊为“二圣”，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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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年间，夏竦与石介有怨。石介去世，夏竦却对宋仁宗暗示石介叛国投契丹，宋仁宗于是遣中使发棺验之。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当时就提出反对意见：万一石介确实死去，“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他建议，石介去世一定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如果“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也可以应对皇帝的诏令。于是广泛调查知情者，有数百人保证石介已死，“乃免斲棺” 。从石介墓得以保全的实例可以知道，即使是贵为天下之尊的皇帝，也不能不顾忌“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这样沉重的舆论压力。(《宋史·儒林列传二·石介》)
明代制度“籍产不入茔墓”(《明史·职官志一》)，强调罪责之惩处，是不可以用墓中随葬财物作为抵偿的。这样的规定，也是保障墓葬不被打扰。
历代除有法律和制度以保证墓葬安全之外，社会舆论也是一种强有力保障的武器。各个时期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盗墓者遭遇恶报的志怪故事。
例如《异苑》卷七写道：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埋葬在岭南边境，这座墓葬经常浓雾蒙被，屡经动乱，没有遭到发掘。晋兴宁年间，太原人温放之任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交趾太守温放之“乘骑往开”苍梧王士燮墓，亲自指挥盗掘，回程即“坠马而卒” 。这一故事告戒人们盗墓行为的会遭报应。
《博异志》有题为“杨知春”的故事，说开元年间，有盗墓团伙十人发掘一古墓，“发一丈，其冢有四房阁：东房皆兵器，弓矢枪刃之类悉备;南房皆缯彩，中奁隔，皆锦绮，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俨然如生。绿发稠直，皓齿编贝，秾纤修短中度，若素画焉。衣紫帔，绣袜珠履，新香可爱。以手循之，体如暖焉。”盗墓者进入墓室，“各取其锦彩宝物，玉女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贼争脱之。一贼杨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诸宝已不少。’久不可脱，竞以刀断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杨)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赎，卒断其指，痛哉。’”“众贼出冢”后，憎恨杨知春的劝阻，“共欲杀之” 。然而，“一时举刀，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故事所说墓中“有四房阁”的情景，除所谓木签文字“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可能出于想象外，大多与考古发掘所知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分类放置的情形相符合。故事的主题，是参与盗墓特别是行为过于残虐者，必定难逃恶报，“一贼杨知春者”之所以“获存”，正是因为略有恻隐之心，对于盗墓罪行有改悔之意。
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述僧人杨琏真珈盗掘宋帝王陵，“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方移理宗尸时，允泽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随觉奇痛，一点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死。”这起重大盗掘事件的发起者天衣寺僧福闻也遭到报应，“天衣闻僧者既得志，且富不义之财，复倚杨髡之势，豪夺乡人之产，后为乡夫二十余辈俱俟道间，屠而脔之。当时刑法不明，以罪不加众而决之，各受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