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格林沁与郭嵩焘泼出的冷水:满清权贵思维僵化

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个人的勇武重塑了晚清八旗兵的雄风 。但是,他为此也使中国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 。1859年6月16日,英法军舰到达大沽口准备换约 。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大沽海口北1 5 公里的北塘登陆,进京换约; 并不准他们随带兵船武器上岸 。
英法联军不遵守这样的规定 。僧格林沁“实难容恕”英法的挑衅,对于护送两国公使的武装人员,“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又“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 。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 。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亲王出了口鸟气! 此战击沉敌舰5只,击伤6只,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生擒2名;法军死伤14人 。从未取得如此胜利的晚清将士和朝廷,对此自然是皆大欢喜 。
【增格林沁与郭嵩焘泼出的冷水:满清权贵思维僵化】 但是,郭嵩焘对此次战役却大泼冷水 。他忧心忡忡地认为,对于按约来京的英法联军,采取“诱击”的手段,并不名正言顺 。他曾多次劝说僧格林沁慎重言战,说因为洋人的偶然失误而取得暂时的令人欣快的胜利,可能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郭嵩焘冷静旁观的声音,在当时是不可能为人理解的 。连曾国藩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给郭嵩焘写信,称大沽口之战大快人心 。
郭嵩焘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道:“僧亲王办理天津海防回京度岁,一日在朝房就询嵩焘:东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办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 。僧邸默然 。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至于上说贴一十有七次 。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 。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 。为书数策,终不能用 。”郭嵩焘坚持对外关系中要讲道理,而不是一味蛮干 。这样清醒理性的声音,一介武夫僧亲王如何听得进去?他放胆高言道:“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不过,僧亲王很快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就追悔莫及 。
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之间的观念纠葛,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课题 。李鸿章在60年后临死前曾上折,再次提出是否应该死拼的问题 。他说,中国的情况是:“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长篇大论 。在此,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对外所有的冲突,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战与不战去评论,而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进行判断 。一事一议,方为妥当 。就拿郭嵩焘与僧格林沁在洋人换约问题上的矛盾而言,在避免一次更大的损失和招致更大的损失(假定这些损失因为力量的原因都是不可避免的)之间,选择前者应该是合理的 。再者,国家大事,首在谈判,其后用兵 。谈判是外交的核心,而中国非得要经历再次的重创才能学会谈判 。但是,主张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推行对外政策的郭嵩焘,则在中外复杂的对垒历史中实在显得文弱 。